能力与风险的悖论

中国有不少特斯拉的拥趸，认为特斯拉FSD进入中国可能形成“降维打击”，最差也是“鲇鱼效应”。事实上，假如FSD真的具有更高的智驾能力，对于一个辅助驾驶系统来说，可能并不一定是好事。辅助驾驶系统有一个悖论：系统能力越强，可能风险越高。因为这更容易让驾驶员“过度信任”系统，而这种过度信任就是陷阱。

目前特斯拉正在努力进入欧盟市场，这种可能的错误信任正是争议焦点，而能力更低的美国其他汽车厂家（如福特）的辅助驾驶系统反而更顺利地进入了欧盟市场。

2026年4月10日，荷兰车辆管理局（RDW）率先授予特斯拉FSD临时商用批准后，欧盟及其他成员官方对该系统的总体态度表现为“局部个别跟随，但整体高度怀疑与警惕”。虽然荷兰的首单批准为特斯拉撕开了欧盟市场的口子，但到5月20日，只有美国的模范盟友立陶宛跟进，欧盟层面并未盲目放行，反而引发了激烈的合规与安全辩论。

马斯克曾公开鼓励欧洲车主大规模“群发邮件”向当地监管机构“施压”以迫使政策加速放行，但特斯拉粉丝利用大众舆论进行政治化绑架和干扰，其实就是不尊重欧洲的监管独立性，直接降低了监管层对特斯拉企业合规诚信度的信任。这种典型的美式商业施压在欧洲官僚体系中引发了系统性反弹。多国官员明确表示监管决定绝不会受到公众舆论左右，特斯拉最后被迫向欧盟道歉，马斯克的强势操作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理论上，FSD要获得欧盟全境法案通过，必须获得代表55%的成员国且涵盖65%欧盟人口的赞成票。在5月的技术委员会会议上，各国代表对荷兰提交的FSD评估文件展开了激烈的质询，最终并未安排投票。

会议期间，虽然丹麦等国官员也肯定了FSD在哥本哈根复杂高峰路段表现出色，但随之而来的质疑更多。瑞典交通管理局代表质问荷兰代表，特斯拉FSD在实际运行中为什么被允许主动超越法定限速行驶，这在欧洲现行交通法框架下绝不应该被允许。

另外，代表们对系统的驾驶员监控系统提出质疑。有证据显示，车主在实际使用中很容易通过技术或物理手段绕过系统专门用于防止驾驶员行车时看手机的功能限制，认为FSD的疲劳与分心监测存在漏洞。

还有代表则提出，美国交通部等联邦机构正对特斯拉系统的各类缺陷进行大范围、长期的官方调查，为什么荷兰RDW在评估中未能对美国的调查结论与安全缺陷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论证？基于以上众多质疑，5月的会议上各国代表拒绝安排投票，整个欧盟层面的认证流程因此陷入僵局。目前最快也要等到今年7月或10月的正式会议才可能进行表决。

最值得关注的是欧洲运输安全委员会（ETSC）的观点。ETSC指出，当智驾系统表现得越“全能”，驾驶员就越容易丧失警惕，从而增加潜在风险，学术界通常称之为“自动化自满”或“过度依赖”。欧洲交通心理学界对“人机共驾边界”的长期研究表明，如果一个辅助驾驶系统99%的时间都表现得很完美，人类大脑就会潜意识认为它100%安全，这会导致驾驶员的脱离感。处于“丧失警惕”状态下的驾驶员，在遭遇系统无法应付的1%的极端突发路况时，其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并理解路况、双手放回方向盘并踩下刹车所需的平均“接管”时间，比正常驾驶要慢1.5—2.5秒，这样的延迟在高速行驶中很可能就是致命的。

为了彻底解决智驾系统越来越“全能”导致人类松懈的心理缺陷，欧洲新车评价规程（Euro NCAP）在其2026年1月起实施的新一代安全评测协议中，对车辆辅助驾驶的评级逻辑进行了颠覆性的修改，Euro NCAP“辅助驾驶能力评级”其核心逻辑是不单看智驾能力有多强，而是看“车辆自动化水平”与“人类参与度（驾驶员监控）”之间是否对等。

辅助驾驶评级由“智驾技术水平（Vehicle Automation）”和“人类参与度（Driver Engage）”两项得分中较低的那一项决定，也就是说，如果在测试中，智驾系统让车主产生了“自动化自满（Over-reliance）”，将面临出局式的扣分。但这其实是另一个悖论：从安全角度考虑，人类参与度越高越安全；而从驾驶体验的角度考虑，车厂又希望系统能够尽量减少人类的参与。

特斯拉是中国电动汽车产业链全球化的同盟军

2018年7月，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首次对中国电动车加征25%的关税，拜登政府则变本加厉，2024年5月宣布关税加码到102.5%。中国新能源汽车从“关税战”升级为“战略打压目标”，2018年的“贸易逆差”叙事，在2024年已变成美国用关税筑墙打压中国新能源赛道领先的产业政策了。美系汽车曾在华年销量高达404万（2017年），中国是通用汽车多年最大的市场，而美国政府如此对待中国汽车实在是让人不齿。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美国政府将自动驾驶汽车和网联汽车视为“长了轮子的移动监控包”，相比关税壁垒，在政策、立法和准入层面筑起了更难以逾越的壁垒。中国自动驾驶系统（ADS）和高级辅助驾驶系统（ADAS）进入美国市场，正面临美国政府几乎“全面封杀”的极端严厉限制。

在拜登即将离任之际，2025年1月16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又发布了《保护信息和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网联汽车》，这是美国政府针对中国智能汽车产业链制定的里程碑式规定。其核心逻辑是将智能网联汽车视为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精准锁定涉及数据收集与车辆控制的关键系统（称为“受管辖 ICTS 交易”），车载连接系统（VCS，Vehicle Connectivity System）硬件与软件均受限。

新规具备“追溯”效力，即使一辆车是在美国本土或墨西哥制造，只要其生产商受中国公司控制、管辖，或车辆搭载上述受限软件，一律禁止在美国销售。连商业服务也一并封锁。新规额外补充，禁止受中国控制或管辖的网联汽车制造商在美国本土利用自动驾驶汽车提供商业服务，直接堵死了中国Robotaxi（无人驾驶出租车）企业在美运营商业化车队的出路。美国政府通过直接禁止特定软硬件的进口、销售和商业化运营，将中国技术彻底阻断在美国汽车市场之外。

2026年美国国会两党还在全速推进更为激进的立法—《网联汽车安全法案》（Connected Vehicle Security Act of 2026）。该法案旨在将商务部的行政禁令升级并固化为联邦法律，法案明确提出，不仅禁止软硬件进口，还要彻底禁止中国制造的整车、数据系统及网联组件在美国道路上“运行”，这是通过法律将限制打压中国智能汽车永久化和断绝未来行政部门调整政策的可能。

对于美国政府近乎疯狂的打压，中国有充分的理据对美国汽车业进入中国采取对等反制，但中国并没有打压美国电动汽车的关键企业特斯拉。在美国政府脱钩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尽管特斯拉正在对北美本土生产的车型实施逐步“去中国化”策略，但特斯拉中国已经变成了中国特斯拉，特斯拉上海工厂已完全融入了中国供应链，其在华生产车型的供应链国产化率高达96%左右。

上海工厂生产的汽车除了满足中国市场，大约35%是用来出口的，负责供应亚太及欧洲市场，其欧洲工厂（柏林）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业也维持在40-50%的高位。

即使美国工厂在政治压力下也不能完全脱离中国供应链，特斯拉正在鼓励其核心的中国供应商前往墨西哥等地投资建厂，以“中国技术+海外制造”的曲线形式继续服务北美市场。而且美国工厂对中国供应链的底层依赖依然存在，中国企业的名字可以彻底在特斯拉美国组装线上消失，但最底层依然存在无法切断的依赖，这就是原材料与基础加工的“隐形链”。

新能源汽车电池、电机所需的稀土、人工石墨、正极前驱体等核心关键矿产，全球超70%的精炼加工产能依然锁死在中国。美国国防工业和通用等汽车巨头发布的供应链安全报告均不得不承认，基础材料环节完全避开中国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任务”。

特斯拉有创始人独特人格魅力和美国霸权的加持，是全球推动汽车业转向电动化和智能化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国电动汽车产业链的重要同盟军；没有特斯拉，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在全球可能会遭遇更多的阻力和贸易壁垒。可以说，特斯拉是中国电动汽车产业链拓展海外市场的重要平台，特斯拉在中国发展得越好，也是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在全球主导地位的强化。

智驾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市场开放问题

特斯拉是全球汽车行业的独特存在，产量只占全球的2%，但其市值却比全球其他所有汽车厂商的市值加起来还要高出20%。特斯拉的市场价值显然不在汽车生产，而是其人工智能系统，同时它是美国工业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代表性企业，自动驾驶系统（FSD）就是其中核心。如果没有FSD，特斯拉可能并不会赶跑多少当下的消费者（12.4%），但其市场价值至少将下降70%。中国是全世界当下最重要的智能汽车市场，特斯拉要发展自动驾驶这种物理AI，就不可能缺席中国市场。

人工智能完成的任务是原来依靠人类智力才能完成的工作，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市场的开放本质上也是技术水平更高的劳动力市场的开放，人工智能市场还涉及更多本地数据，这使得人工智能市场开放要敏感得多。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会进一步重塑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和贸易格局，其对人类世界的影响还难以估量。

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曾将贸易产品分为浅层产品和深层产品，浅层产品是可以自由贸易的产品，世界这个时候是平的。深层产品则是指难以被碾平的产品或工作，其特征为依赖隐性知识、深度信任关系、本地制度语境等。

AI就是一种“深层战略产品”，它的全球市场准入问题，到底是按自由贸易逻辑还是按地缘安全逻辑呢？

据WTO模拟测算显示，AI广泛应用可使2040年全球贸易增长约34%-37%，全球GDP提升约12%-13%，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增长42%。但要实现这个潜在增长并不容易。世界需要中国这样的大国在深度市场开放方面做出表率，展示信任关系，对于那些对中国充满敌意的对手国家的产品，更是如此。

传统贸易法对“国家安全例外”几乎管不了——美国只要说是涉及国家安全，世界贸易组织就基本放弃干预争端。所以，这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转而讨论“技术—安全复合体"（tech-security complex）”这个概念，当技术和安全叙事融为一体，市场经济底层的“比较优势分工”和“贸易利得”（双方整体福利都得以提高）逻辑就被架空了，美国实际上正在引导世界将“贸易政策”转变成“国际秩序”问题，妄图将国际经济贸易政策政治化。

人工智能替代的是技术水平更高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成本越高，劳动力越缺乏，其价值越大，这决定了当前阶段中国人工智能市场出海的方向更多倾向于收入更高、就业相对充分的发达国家。美国挑起的逆全球化势力正在逐步集结，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坚定维护者，在人工智能时代如果不能向特斯拉这种高度全球化的企业开放，实际上会强化反全球化势力，如欧盟等美国发达国家盟友可能会亦步亦趋加速对人工智能市场筑墙。

文远、小马、Momenta等中国自动驾驶企业正把欧盟市场作为其重要的出海目标市场，当然他们也会遭遇更多困难。中国的开放就是要向世界表明，国家安全和人工智能市场开放可以是相容的，两者并没有无法调和的矛盾，泛化国家安全反而会阻碍本国的竞争力和经济发展。

在太平洋的一侧，因为所谓“国家安全问题”，中国电动汽车和网联汽车遭到史无前例的公然打压。在太平洋的另一侧，特斯拉FSD入华“官宣”，这是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潮流的有力回击，让更多国家和跨国企业看到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这更是中国人工智能市场对外开放的徙木立信之举，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更多国家开放人工智能市场，推动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协调机制的建立，让人工智能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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