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苏奎】

眼看就要到毕业季，大学生找工作难估计很快又要成为讨论热点了。

从5月公布的数据来看，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在3月下降0.3个百分点的基础上，4月再下降0.1个百分点，已经接近疫情前水平。25-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2%，同样在3月回落0.5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下降0.1个百分点，低于2019年同期水平，可见后疫情时代社会经济正在逐渐恢复。

但晴朗天空中也飘着一朵乌云：16-24岁的青年人劳动力调查失业率进一步上升，达到20.4%，为2018年1月此数据定期公布以来的新高，着实有些令人揪心。

相较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青年人的失业率通常更高，这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一般而言，16-24岁青年人的失业率是平均水平的3倍，全世界失业的青年人甚至占全部失业人员的一半。更值得关注的是，除了显性失业，“尼特族”（NEET，相当于国内所谓“啃老族”）以及青年人“不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情况同样严重。

就国家的分布而言，青年人失业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南北问题，青年人失业率“北（发达国家）低南（发展中国家）高”，与发展水平呈反比。

诚然，大学扩招引发了“文凭通胀”和“军备竞赛”，但并非青年人失业的主因。这不能解释为何众多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普及率较低但青年失业率较高，也不能解释历史上旧中国青年大学生为何大量失业。

解决青年人失业问题有特殊的重要性，青年人心智没有完全成熟，刚刚迈入社会就遭遇失业，不利于青年与社会的融合，容易导致自暴自弃、自我孤立，甚至在极度失望后走向犯罪。作为一个世界难题，问题的解决并不容易，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特别的关注，供求两端共同发力。

青年人失业率高是个发展问题

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囊括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区域，其人口占全球的2/3，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86%，贸易额占全球的75%。G20的青年失业率平均值为17.9%，去掉G7和欧元区国家（这些国家均值为11.5%，与更具广泛代表性的发达国家组织“经合组织”基本持平）后， 其他国家的平均值高达22.2%，金砖5国（BRICS）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9.8%。

不同区域的差异也十分巨大，中东地区的情况最令人担忧。据联合国下属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拉丁美洲国家2022年的平均青年失业率约20.5%，而阿拉伯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增幅最大，达到了24.8%，女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42.5%。

相对而言，全口径人口的失业率差异则小得多：G20的平均值为6.8%；G7和欧元区发达国家为5.3%，与中国一致；其他国家的平均值略高（7.8%），但尚可接受。

显然，青年失业是一个全球问题，无论发达程度如何，青年人失业率普遍数倍于社会整体失业率。同时，青年人失业问题更是一个南北问题，也就是一个发展问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青年失业程度越轻。

一般情况下，16-24岁青年人失业，也就是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难（中职毕业18岁，大专毕业21岁，大学毕业22岁，研究生毕业24岁）。25-29岁的青年人失业率（4.3%）低于社会整体失业率（5.3%），也可以佐证这一点。

刚毕业的大学生之所以就业难，一方面是因为目标与现实脱节、求职经验不足，但更多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高技术和管理岗位规模不足有关。社会发展程度越高，产业的价值和复杂程度越高，高技术和管理岗位的比例也就越高，反之亦然。因此，发达国家的青年失业率通常较低。

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与青年人失业率并无确定的关系。例如，南非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24%（中国为64%），但青年失业率却达到了惊人的60%；印度大学毛入学率也只有30%左右，但青年人失业率却长期超过20%。

与青年失业率关系较大的因素是产业结构。例如，印度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之所以低下，主要是因为印度制造业占比较低，软件等高端服务业能够提供的高技术和管理岗位十分有限，有经济学家甚至称印度经济为“无工作机会增长”(jobless growth)。

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失业率数倍于平均失业率（作者供图）

中国也有过这样的历史。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学生数量极少（例如，上世纪30年代每年毕业的大学/大专学生仅8000人左右），绝对属于稀缺高级人才，但失业率同样很高。1934年9月30日，人称“傅大炮”的学者傅斯年在《大公报》发表《青年失业问题》一文，指出“青年失业问题之迫切，不自今年起，前年的大学毕业生，在出路上已大显不景气，去年尤甚，今年自然更甚。”

20世纪30年代是民国所谓的发展黄金期，1933-1934年间毕业的大学（专）学生仅15216人，如此小规模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才队伍，偌大一个中国竟然还无法安置。据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称，大学毕业生失业率达到了13.1%，文科生失业率更是高达16.6%。根据民国教育部1933-1934年全国专科以上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全国失业大学生达9600余人，大大超过全国每年毕业生总数，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遭遇了再失业以及长时间失业。显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民国大学生失业率高绝非由于大学生过多，而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基本没有现代化工业，自然就没有足够的高技术和管理岗位供大学生就业选择。

尼特族与不充分就业

青年人就业难不止反映在失业率这一个指标上，尼特率与不充分就业也从不同角度体现了青年人所面临的困难。尼特（NEET，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 )指既不在学习或培训，也没有就业意愿的青年群体，大致相当于国内所称的“啃老族”，这个群体并不主动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因此不被计入失业率指标。

2005-2020年，各类型国家的尼特率变化（作者供图）

青年人“不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指工作岗位所需学历和能力与工作者实际学历和能力相差较大，存在显著的人力资源浪费与不匹配，或者工作者本身有全职工作的意愿但实际可工作时间显著少于标准时间的情况，这些都使得青年人不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潜力，收入自然也不能达到预期，属于轻度失业。

与失业率一样，尼特率同样有非常明显的南北差异，整体上北低南高。据国际劳动组织（ILO）测算，2020年全球尼特率超过22%，高收入发达国家的尼特率仅为12%左右，而中低收入国家平均近27%。值得注意的是，低收入国家的尼特率(不足20%）反而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约21%），较大幅度低于中低收入国家。这可能是因为，低收入国家的青年实在没有资本“尼特”或啃老，不管干什么，吃饱饭生存下来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