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掌控很多资源，计划经济时期掌握的资源说不定比现在还大，当然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差异，但是另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我们认为是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一方面，他们掌握了很多资源，另一方面，有一些还没有被我们完全认识清楚的激励机制，让他们来调配资源。计划经济时代就没有激励机制，这个激励机制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还在研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就不展开了。

第三点也是中国特殊的地方，中国不是中央政府在做这样的事情，是由好多地方政府在做。这确保了特惠制度覆盖面很大，不是只有几十家或者几百家，而是几千家甚至几万家企业可以从中获益。

接下来，资源向谁倾斜，到底是谁在特惠制度中获得了特别的好处？我不多展开，这是我们做的数据比较。中国跟所有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是，公司层面资金运行成本，一般发展中国家规模越大的企业资金运行成本越高，而中国正好相反。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国有企业经营成本确实比私营企业低，但是私营企业随着劳动力规模增加，运行成本在下降，这是全球范围内到目前为止发现的独一无二的现象。

我们有很多一系列的证据，我没有办法展开，最后讲一下制度的局限性和将来可能改变的方向。中国的特惠制度是锦上添花的制度，不是抽肥补瘦的制度。劳动力占比偏低，消费率偏低，都是消费特惠制度带来的问题。产能过剩本质上来讲是退出机制不合理的问题，经济增长和官员利益之间的关联程度太高了，特别是短期经济增长和官员各种利益之间的关联太高了，导致退出机制出现问题。

还有未来资源向谁倾斜，过去20年推行特惠制度比较容易，因为操作空间很大。一方面资金成本比较低，另一方面资本的边际回报很高。右边这幅图是2004-2013年中国总体资本回报率，2004年之前中国总体资本回报率长期稳定在20%。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多闲置资源不管调配给谁，往往成功概率非常大。过去十年资本回报率下降非常快，目前已经下降到10%以下了。现在中国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资金运行成本也很高，接近7%。这个时候，挑选谁来给予特惠，资源向谁倾斜，这个时候风险会大很多。所以，特惠制度有它的历史局限性。

将来选择什么，无非就是，我们是继续走这条路，还是慢慢向普惠制度转变，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不想过多地讨论。不管往哪里走，这两个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之间是互补的关系，政府掌控资源的大小和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如果要改就要两个都要改，或者两个都不改，最坏结果就是你改其中一条腿，不改另外一条腿。

时间已经到了，我就讲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