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逸语道破”。今天我们来聊聊中美元首会晤中最核心、最关键的成果——“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为中美关系给出了新的定位，也将在未来3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因此，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它的内涵与现实指向。

这一新的定位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它并非对传统军控语境中“战略稳定”概念的简单重复，也不是以往“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合作伙伴关系”或“新型大国关系”等表述的机械延伸。它是在中美力量结构、战略互信、经贸科技竞争以及全球治理责任均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对两国关系所做出的重新定义。

这个新定位既保留了“战略稳定”原有的大国和平核心内涵，防止重大冲突、避免误判升级，同时又通过“建设性”这一前缀进行了拓展，强调稳定不是消极僵持，而应当以合作、管控、互惠和共同责任为基础。

那么接下来，我们分几个部分来聊聊这件事。

第一部分，是关于“战略稳定”这一概念的历史背景及其基本内涵。

学国际关系的朋友都知道，“战略稳定”（Strategic Stability）这个概念最初产生于冷战背景之下，围绕核战略和美苏军控的语境展开。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随着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和远程打击能力的快速发展，美苏两国都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如果任何一方担心对方可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那么它自身就会产生抢先使用核武器的强烈诱因；反过来，如果任何一方认为，通过增加核武库、部署反导系统或发展新型核打击能力可以削弱对方的报复能力，那么就会推动军备竞赛升级。

这两条路径都不好：前者可能导致核大战提前爆发，后者则使得各国围绕核武器展开的竞争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托马斯·谢林、莫顿·哈普伦等研究军控与军备竞赛的学者提出，应将军控的核心目标从单纯的削减武器数量，转向降低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诱因、增强危机中的克制能力，以及维持相互威慑的稳定性。由此便创造了“战略稳定”这一概念。

经典意义上的战略稳定通常包含两个方面的“稳定”：第一是危机稳定，指的是就算双边关系因某些问题处于危机状态，双方也没有首先发动核打击的强烈冲动或诱因；第二是军备竞赛稳定，即双方都没有扩大军备或发展破坏性技术以改变战略平衡的强烈动机。其基本前提是，双方必须共享这样一套理念：都承认核战争是不可承受的，都希望避免失控和升级，并且通过军控、热线、透明机制、危机沟通与相互威慑，来形成某种稳定的预期。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

冷战时期的美苏战略稳定，并不意味着双方互信很高，也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意识形态冲突，而是意味着：即使在极端对抗之中，双方仍然能够形成并保持一套避免核战争和危机失控的基本机制。

冷战结束以后，“战略稳定”的概念逐渐扩展。核武器仍然是核心议题，但网络、太空、导弹防御、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常规精确打击、经济制裁、技术封锁等因素，也都会影响大国的战略稳定。对于中美关系而言，经典的美苏核稳定框架显然不能直接套用，因为中美的核力量规模、战略文化、安全环境以及经济相互依赖都存在显著差异，这使得“战略稳定”在中美关系中具有更加复杂的内涵。中美战略稳定不仅涉及核威慑与军控，更涉及政治互信、战略认知、危机管控、经贸科技的边界，以及对彼此核心利益的尊重。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将传统战略稳定从军事安全范畴推进到了大国关系的总体框架之中。它强调稳定，但不是以冻结矛盾为目标；它承认竞争，但要求竞争必须是有限度的；它面对分歧，但要求分歧必须是可控的；它追求和平，但并不是消极地避免冲突，而是强调通过合作和相向而行，创造可持续的和平基础。

第二部分，讲一下中美之间身份认同的历史演进，也就是从“敌人”到“战略稳定”是怎么过来的？

这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身份认同的变化。1949年以来，中美关系的身份定位经历了多次重大转变，每一次关系定位的变化，都反映了两国力量结构、国际环境和相互认知的调整。

第一阶段是朝鲜战争后的敌对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没有承认新中国，并且在联合国代表权、旧条约与债务等问题上与中方发生了尖锐矛盾。朝鲜战争使中美从政治上的断裂走向了军事上的对抗。此后20多年，两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孤立中国；中国则在反帝反霸的语境下，将美国视为主要外部安全压力来源。这一时期，中美彼此的身份认同基本上是“敌人”和“对手”。

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在共同应对苏联压力背景下的战略转圜。中苏关系恶化，中国边境安全压力上升；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同时面临苏联的竞争压力。中美开始接近，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使中美关系从敌对转向战略接触。两国虽然不是盟友，但在制衡苏联方面形成了某种准战略合作关系。此时的身份认同可以概括为“非盟友的战略协作者”或“准盟友”。双方仍有意识形态分歧，但共同的外部压力构成了合作的基础。

第三阶段是冷战结束前后的接触扩大。1979年中美建交后，两国在经贸、科技、教育、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冷战结束后，共同制衡苏联的战略基础消失，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但双方仍试图通过接触维持关系稳定。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中美提出“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强调不搞对抗、相互友好、加强合作，反映了冷战后双方试图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互利合作的努力。

第四阶段是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与合作伙伴关系。2009年，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伦敦会晤时，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2011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双方同意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时期，中美经贸高度互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的重要力量。美国则试图通过接触制度和市场来塑造中国。双方的身份认同既包含合作伙伴，也包含潜在竞争者。

第五阶段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上升、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展开，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上升。中方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试图破解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冲突的历史困境。这一提法强调，中美不能重蹈大国对抗的覆辙，应当探索新的相处方式。虽然美方对这一框架的接受程度有限，但其理念为后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表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第六阶段是战略竞争背景下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2017年以来，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贸易战、科技战、出口管制、供应链重组以及“印太战略”使中美关系持续承受压力。在此背景下，2026年两国元首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意义。这一框架不回避竞争，也不幻想回到过去，而是试图在竞争常态化的条件下，建立一种更可管理、更可预期、更可持续的大国关系框架。

从“敌人”、“准盟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合作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再到“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身份认同的演进体现了一个基本规律：两国关系的稳定，从来不能仅靠一时的共同利益，也不能建立在一方改变另一方的幻想之上，而必须建立在正确战略认知、核心利益尊重、分歧有效管控以及合作利益扩展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