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厘清盘根错节的东亚关系，恐怕绕不开132年前的那场战争——甲午战争。当下我们看到的诸多争议与冲突，追根溯源，都要站在那个起点，才说得清是非曲直。

除了军事交锋与胜负，在甲午战争的战场之外，清朝与日本之间还有谍报密战、外交博弈，以及各自内部正在经历的宪政改革与政争漩涡。站在后来人的宏观历史视角，甲午战争无疑是改变东亚命运之战，象征着传统东亚朝贡体系与近代西方殖民秩序的一次直接冲撞；若回到当时历史人物的处境来看，如今为大家所熟知的“要角”，如李鸿章、伊藤博文等人，摆在其眼前的选择和筹码又有多少？不安的政局，摇摆的决策，列强的“围观”和参与……种种历史的细节，都在推动着这场战争走向必然。

而当这场战争以日本的军事完胜告终，并迫使清政府签下一份极其屈辱的《马关条约》后，这片地区并未趋于平静，反而激起了更大水花——列强势力蠢蠢欲动。于是，东亚命运的齿轮又开始转动，而日本“赌赢”了国运，却也站在了走向失败的起点。

本文节选自历史学者沙青青所著新书《甲午：摇摆的战争》。

【文/ 沙青青】

在《马关条约》谈判过程中，清廷及李鸿章本人都曾寄希望于欧美列强的干预，能让事态忽起转机，但由于日方紧迫的压力以及列强们间各怀鬼胎，最终并未实现。然而，当《马关条约》正式缔结，尤其是相关内容对外公开后，却立刻引发了列强们的惊愕与不满，大多认为日本对华索取过多，以至于影响了其他列强的在华利益。

早在旅顺被日军占领后，欧美各列强皆一致认为日本获胜已成定局，后续问题在于如何收场。1894年12月初《泰晤士报》上就曾发表社论评论道：欧洲公论皆认为“既需要承认胜利者的正当权利，同时也要限制胜利者的权利”，如果胜利者要求过多，那么恐怕也是难以允许的。

1895年1月至2月间，英国、俄国、法国的公使多次与陆奥宗光会面，询问议和之事并对中国割让领土的要求表达了“关切”。与此同时，俄国政府告知日本驻俄国公使西德二郎：如果日本执意要求中国割地，那么俄国与法国肯定会提出异议。同时，还开始散播大量俄军正在调往远东的消息。1895年3月，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也曾“善意”告诫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如果东亚现在仍然不能实现和平，那么列强就要采取坚决态度。[1]

春帆楼谈判现场

除了英国、俄国及其盟友法国外，此前一直置身事外的德国也开始转变态度。在此之前，德国政府不仅无意阻止战争爆发，相反“好几次向日本政府祝贺它军事上的胜利”。然而，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优势越来明显，德国政府的风向悄然发生了转变，“认为欧洲的利益是绝对不允许把中国打得一败涂地。”[2]

1895年3月初，德国驻日公使屈米德（V.Gutschmid）向日本政府转达了德国政府的“善意劝告”：

“德意志帝国政府劝告日本政府，其讲和条件须妥当适宜。清国请求欧洲诸列强进行干涉。某几国家已主张同意，且互有所约定。此等国家要求清国付出干涉之报酬愈大，日本所享有将愈减少。故此为日本计，不受彼等干涉缔结公平条约，最为上策。”[3]

起初，日本方面并未重视德国的这则“建议”，而是认为其并不会介入远东事务。然而，时任德国首相霍恩洛厄（Prince of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却劝威廉二世应该主动参与英俄主导的调停与协商，因为“英国在远东对抗俄法竞争时，极其希望德国参加”。此外，他还认为：“将来如果东亚情形有实质的变迁时，为德国利益起见，将毫不犹豫地及坚决地加入(共同干涉)”。[4]

不过，当威廉二世把注意力也投向远东的时候，英国的态度却又起了变化。一方面陆奥宗光与青木周藏一再安抚英国表示日本并不想在华获得超过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利益，另一方面对于俄国在远东扩张势力的恐惧还是超过了对日本获胜的顾虑。对英国来说，如果日本能够继续尊重英国的在华利益，那么就可以支持日本代替大清在远东成为防备、牵制俄国的重要力量。于是，英国对待战后处理问题的态度转为中立，俄国、法国及德国则一同开始“限制胜利者的权利”。

对俄国来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占据辽东半岛不仅是对清廷存续构成威胁，更意味着将朝鲜半岛永久性地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这等于是让日本在俄国染指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之前就抢得了先机。日本迅速而意外的胜利直接威胁到俄国在远东的长期战略利益，特别是其对不冻港的渴望和建筑西伯利亚铁路的雄心。财政大臣维特曾如此描述《马关条约》后俄国对日本的忧虑：

“我认为这一条约对俄国极为不利，因为日本在大陆上攫取了一块领土，由此而离我们更近，也就是说：此前我们的沿海地区，即滨海边疆区与日本有海洋相隔，而现在，日本则跃上大陆并在此寻求利益，而我们在这一大陆上也有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怎么办？”[5]

因此维特向在尼古拉二世建议“不能让日本在北京附近站稳脚跟，不能允许日本摄取辽东半岛这一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桥头堡作用的地区。由此我提出必须阻止上述中日条约的实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维特认为“必须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告知我们不允许违反维护中华帝国和不受侵犯的原则，因此不能同意中日之间签订的条约”，日本必须放弃辽东半岛，“如果日本不同意这样做，那么我们（俄国）别无选择只能采取积极行动”，甚至不惜派出军舰炮击日本的某些港口。[6]

一心想把俄国势力扩展到远东的尼古拉二世完全支持了维特的主张。

于是，1895年4月16日，俄国政府决定“为了俄国的利益劝告日本放弃辽东半岛”。4月17日俄国向法国、德国提出了对日干涉的建议。法国作为俄国的盟友，自然表达了支持的立场。用施阿兰的话来说，法国的动机“在于不要脱离俄国”并希望借机扩大其在华西南地区的利益。[7]此前，多次流露出亲日立场的德国对干涉热情的却也忽然高涨了起来。

1891年，尼古拉二世在日本大津游玩时遇刺受伤。

4月20日，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Adolf 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亲口告诉青木周藏（兼日本驻德公使）：“世界绝不可能根据日本的希望或命令来行事”。[8]23日，俄国驻日公使罗巴诺夫、法国驻日公使阿诺托以及德国驻日公使屈米德，拜访了外务省转达三国要求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的要求，因为如果放任日本占领该地区，“将使朝鲜的独立徒有虚名，甚至威胁中国北部的独立和中国的国都，同时也威胁持久和平。”[9]

德国的态度如此积极，主要是为了贯彻其所谓“世界政策”的主张即希望通过积极外交、获取海外殖民地和发展强大海军来扩展德国的全球影响力，若能在远东获得立足之地自然是最好不过的。除此之外，德国方面也希望将俄国的注意力引向远东，怂恿其向远东扩展，从而减轻俄国在欧洲和近东对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压力，增强其东部边境的安全并希望获得俄国对其在中国（特别是胶州湾）建立所谓“立足点”的支持。1895年6月，威廉二世在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中写道：“俄罗斯未来最大的任务是阻止亚洲大陆文明的发展，并阻止黄种人对欧洲的大规模入侵”。

值得注意的是，较之俄国、法国公使们的态度，“德国公使柯屈米德，尽暂在战争过中，每次日本战胜，总向日本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但这次却在照会中使用了粗暴和高压的措辞。”[10]他直接威胁称，如果日本拒绝这个要求，那么就有可能引发与三国的战争。德国公使粗暴的态度让日本人深感意外且印象深刻，以至于“1914年8月，轮到日本政府向德国政府要求撤出领土的时候，日本政府显然并没有忘记1895年德国公使致陆奥宗光和林董两位伯爵的那份照会的内容和形式。”[11]

在联合法国、德国进行对日干涉的同时，俄国也开始对中国进行威逼利诱。维特首先向中国提出可以提供借款以缓解对日赔款的周转压力，并在法国金融界的支持下，建立了“华俄银行”。此举自然是为了扩张俄国在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影响力，尤其是希望将中国东北地区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联进而将其纳入俄国的势力范围。

维特就曾非常露骨地阐述过俄国的方面的盘算：

“当时，我们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修到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必须解决朝哪个方向继续往前修的问题。我很自然地产生了通过蒙古和北满（中国东北地区）领土直接将铁路修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想法。这一方案可以大大缩短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长度并加速铁路建设的进程。”[12]

其实，维特的野心远不止于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国东北地区，在他看来整个中国应该被纳入俄国的势力范围：“整个中国都应纳入我们扩张政策的范畴，因为中国的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南方。因此，总有一天整个中国都将属于我们。”[13]需要注意的是，维特的扩张更多是指通过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来实现事实上的控制，而非直接进行军事征服。不过，维特的这种主张在不久后就会被俄国宫廷内部更激进的声音所取代，而尼古拉二世本人也对各类潜在的战争危险不以为意，尤其是当对手只是“野蛮的猴子”的时候。

1896年，李鸿章再次出山，受慈禧太后委派于1896年出访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庆典，并顺访欧亚各国。他在俄罗斯受到了极高规格的礼遇，尼古拉二世亲自接见。在这次访问俄国的旅程中，李鸿章与俄国进行了秘密会谈，签订《中俄密约》，试图建立了清俄在远东对抗日本的新同盟关系并商讨在中国东北铺设铁路，连接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可能性。

显而易见，当时日本并没有实力同时与数个欧洲列强抗衡。

何况当时全国的野战军力几乎全都在中国战场，国内防卫属于“空城”状态。最终，日本政府于5月4日接受了三国的要求，放弃了辽东半岛的领土要求，转而向清廷额外索要所谓“赎辽费”白银3000万两。事后，日本国内舆论场内批评之声一度高涨，甚至有人喊出“赢了军事，输了外交”等口号，甚至要求总理与外务大臣引咎辞职。

顺便一提，除了俄、法、德三国外，连西班牙都曾希望加入“三国干涉”的行列，理由是担心日本在侵占台湾岛与澎湖列岛后，有可能会威胁其殖民地——菲律宾。为了安抚西班牙，不让“三国干涉”升级为“四国干涉”，日本政府很快同意向西班牙方面保证其领土与势力范围的要求仅限于巴士海峡以北并承诺西班牙及其他国家可以自由通行台湾海峡。为此，双方于1895年8月正式签署了协定。

当时已病重的陆奥宗光曾有如下的感想：

“在如今列强割据的形势下，此方所愿即彼方所恶，利益相互冲突。所谓战争，最终亦非单由炮火剑载而决定。若外交策略不够机敏，交战者往往会面临意外之危险，反之若没有武力的支持，即便外交方面占据正理，其结果也难免失败。”[14]

“我们大胜却遭到了惩罚”，高桥是清曾如此评价“三国干涉”。在他看来，日本只可能在西方列强帝国主义的框架内建设自己的帝国，急功冒进的军事扩张并无法确保“东洋的和平”。[15]与之相对，包括德富苏峰在内的相当多日本人则将之视为国力不足、实力不够的结果，至于得出了诸如“若力量不足，那么即使如何正义公道也分文不值”的结论，进而进一步强化了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又如国粹主义评论家三宅雪岭在其主办的杂志《日本》上发表过一篇名为《卧薪尝胆》的文章，在批评政府妥协之余，又强调应“卧薪尝胆”以图报复。于是，“卧薪尝胆”这个说法在当时日本社会广为流传，逐步成为了对俄扩张军备以准备最终一战的代名词。

战后的日本政府将俄国列为假想敌，决意利用巨额赔款扩军备战。根据事后的统计，这笔赔款的84.7%被用于军事相关用途。其中，直接用于海军、陆军扩军的费用合计超过赔款总额的50%。凭借甲午赔款，日本海军则在日俄战争前完成了“六六舰队”(六艘战列舰、六艘装甲巡洋舰)的扩军目标，跻身世界一流海军强权。从大清获得的赔款中，相当大一部分根本就没有转移回日本，而是在伦敦直接付给了英国船厂订购军舰。与此同时，陆军的常备兵力也几乎扩大了两倍，从甲午时的7个师团猛增至13个师团。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本扩军的规模如此庞大乃至激进，结果连如此巨额的赔款都不够用。由于绝大部分赔款都被用于扩军，所以对产业设备、铁路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变得捉襟见肘，以至于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896至1899年之间继续对内、对外发行国债，甚至对国内增税。另一方面，尽管大举扩军备战可以刺激日本国内重工业的发展，但这种畸形的赔款运用方式便造就了日本之后扩张型的国家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影响如此之深远，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与军事扩张的必要性，几乎成为当时日本举国上下皆持的认识。在三国干涉的阴影下，俄国威胁正变得越来越迫在眉睫。

对于当时日本来说，甲午一战只是一个新时代序曲，而这场战争所获得的“战利品”则是在为迎战将来真正的对手——俄国。

注释：

1.藤村道生著、米庆余译：《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138页。

2.施阿兰著、袁传璋、郑永慧译：《使华记 1893-1897》，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53页。

3. “德国政府劝告日本政府讲和条约应妥当适宜”(1895 年3 月8 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续编·中日战争》，第10 册，中华书局，2002年，第66页。

4. Hohenlohe to Wilhelm II, No.2227，Mar 19，1895，D.G.P．，Vol.9，p.257.

5.谢·尤·维特著、李晶等译：《维特档案 第一卷（上）——访问记、笔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15页。

6.谢·尤·维特著、李晶等译：《维特档案 第一卷（上）——访问记、笔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15-516页。

7.施阿兰著、袁传璋、郑永慧译：《使华记 1893-1897》，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58页。

8.藤村道生著、米庆余译：《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154页。

9.施阿兰著、袁传璋、郑永慧译：《使华记 1893-1897》，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54页。

10.施阿兰著、袁传璋、郑永慧译：《使华记 1893-1897》，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54页。

11.施阿兰著、袁传璋、郑永慧译：《使华记 1893-1897》，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54页。

12.谢·尤·维特著、李晶等译：《维特档案 第一卷（上）——访问记、笔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19页。

13.B.V. Ananich & S.A. Lebedev,  “Sergei Witte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 Vol.7, Feb.2005.

14.陆奥宗光著、中塚明校、赵⼽⾮等译：《蹇蹇录：甲午战争外交秘录》，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第199页。

15.理查德·斯梅瑟斯特著、王兢译：《日本的凯恩斯——高桥是清传》，中国华侨出版社，2022年，第152-153页。

沙青青：《甲午：摇摆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