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28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第二轮选举中战胜了“民族联盟”候选人凯末尔·克勒奇达尔奥卢（Kemal Kılıçdaroğlu），成功连任五年，度过了任总统以来最大的政治考验。与此同时，他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在大选中获得了268个席位，为2015年来的最低水平，但预计将与同属“人民联盟”的“新福利党”和“民族主义行动党”共同执政。

5月29日，土耳其安卡拉，埃尔多安在总统府赢得第二轮总统选举后，在妻子身边向支持者发表讲话。（视觉中国）

虽然埃尔多安成功击退了政治挑战，但在他接下的任期中，仍然需要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挑战。2022年间，土耳其通胀率一度达85.5%，兑美元汇率也在过去五年间暴跌76.7%，而埃尔多安坚持的低利率货币政策被认为雪上加霜，使资本界明显“希望”埃尔多安落选。土耳其的外交策略——尤其是反对瑞典加入北约的做法——引来西方的反感，甚至有报道称西方希望埃尔多安落选。

著名的土耳其经济历史学者、前欧洲经济史学会主席、《失衡的世纪》作者谢夫凯特·帕慕克（Şevket Pamuk）在第二轮选举前接受观察者网采访。他就埃尔多安的国内经济政策和国际外交战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将土耳其的历史和现状与中国和美国进行了比较，并展望了埃尔多安下一任可能采取的政策路线。

以下为采访实录：

【采访、翻译/观察者网 李泽西】

观察者网 ：您在《失衡的世纪》中写道，土耳其在二战后几十年着力尝试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结果不如东亚。为什么会这样？

谢夫凯特·帕慕克：首先，我要感谢观察者网的采访邀请。我很高兴《失衡的世纪》被翻译成中文，供中国读者阅读。

我认为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正在达成共识，即世界某个地方取得成功的要素、策略、模式，不能轻易地复制到另一个地方，因为社会结构、教育水平、国家能力等都不一定相同。

东亚过去75至100年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取得巨大成功，但这一经验并不能很好地复制到世界其他地方。为什么会这样，也是我希望很快开始研究的问题，两个地方的初始条件显然有重要区别。

1960年，受当时日本成功的启发，土耳其政府成立了国家规划组织，以推动工业化进程，但遭到商业团体的强烈反对，不是很成功。我觉得任何国家都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学到很多，但归根结底，他们必须创造自己的特定经济模式。

土耳其国家规划组织总部资料图

观察者网：非常期待您未来的研究。当下，土耳其面临货币贬值和高通胀问题，不过这并不是土耳其历史上首次面对该问题。实际上，土耳其执政党、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成功地落实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1年达成的方案，使土耳其经济恢复了高速增长。未来能否再尝试一次？

谢夫凯特·帕慕克：正发党在2002年开始执政，当时已经有一揽子经济计划，部分最困难的时期和改革已经完成。正发党在该方案落实的第2年至第3年“接盘”，并将其继续下去。

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同。过去10年错误的政策等各种因素，导致土耳其国内和国际上对正发党经济政策的信心都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该党必须真正改变其经济政策。但在我看来，他们在政治领域也需要做出许多改变，才能真正重新获得国内和国际相关方的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局势非常困难。

观察者网：他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如何衡量改革的成功？

谢夫凯特·帕慕克 ：首先，正发党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尝试低利率政策，显然适得其反。他们希望通过低利率向经济输送越来越多的信贷，结果造成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去年最高达85.5%，实际上问题可能更严峻。但正发党坚持采用低利率政策。

土耳其通胀走势（图源：TradingEconomics）

这是他们必须改变的一方面，我怀疑这将是比较可能的改革。此外，我认为正发党还必须改变政治制度、提高法治，以赢得土耳其的企业和国际投资者的信任。这意味着近期的政策需要被扭转。

观察者网：正发党坚持以低利率对抗通胀，只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他们确实相信这样能成功？

谢夫凯特·帕慕克 ：我认为两者都有。当然，伊斯兰教里面也有禁止利息，尤其是高利息的教义。对于正发党来说，他们也有“私心”。通过向企业，特别是支持正发党的企业提供低利率信贷，因此，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团体就会受益。普通企业或普通消费者，就无法获得低利率贷款，因为私人银行不愿意提供低利率贷款。

观察者网：在《失衡的世纪》中，您提到宗教过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土耳其的发展，例如在教育普及和经济发展方面。那么，您认为土耳其最近的“去世俗化”趋势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什么导致该趋势？“去世俗化”是否有可能有任何正面的意义？

谢夫凯特·帕慕克 ：土耳其过去，特别是一些军政府期间，极度歧视宗教团体和某些宗教习俗。但整体而言，绝大多数土耳其人可以自由地信奉自己的宗教。当下，我认为宗教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经济发展、政治生活、基本自由都不会有什么好处，尤其是近年来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

正发党早年非常务实，这也是他们经济政策成功的原因。但近年，随着他们的支持率下降，他们愈发强调宗教，这也是他们实施低利率的一个原因。日益增长的宗教影响与经济发展之间似乎有一定冲突。

观察者网 ：您提到正发党执政21年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较为务实，第二阶段有所变化。您认为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转变？

谢夫凯特·帕慕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正发党早期执政期间，土耳其有望成为欧盟成员，1999年被正式列为欧盟候选国。但是欧盟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成员国——法国和德国——在2005年选举后产生的中间偏右政府开始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观察者网注：德国2005年大选后，默克尔上台；法国2005年举行了关于批准“欧盟宪法”的公投，遭55%投票者反对而失败，许多分析认为法国反对原因是认为批准可能导致土耳其加入欧盟）。

2006年，法国时任总统希拉克会见新上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图源：AP）

土耳其国内也有一些变化。正发党在掌权期间因诉讼案件而差点被迫解散，案件最终由土耳其宪法法院一锤定音（观察者网注：2008年，土耳其宪法法院差一票认定正发党违反了土耳其政教分离的宪法要求）。

这两个重要的变故，逐渐导致埃尔多安加大中央集权的力度，最后走向今天的总统制，终结了议会制。我认为，这个新制度降低了土耳其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对土耳其的经济发展不利。

观察者网：土耳其是否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您如何定义该概念？

谢夫凯特·帕慕克：这是与当今世界各地都相关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处于中高等水平，过去在提高人均收入方面取得了成功，但近年来他们进一步提高收入水平愈发困难。

土耳其也是如此，在经济“更上一层楼”方面遇到困难。土耳其经济下一步应提高技术水平、生产效率，对外出口新产品，拓展国际贸易份额等等。但要达到这一新台阶，我认为接下来需要重要的制度变革，但这正是土耳其目前的难处。土耳其的体制机构在过去十年退化了。除非土耳其政治和经济制度得到改善，否则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将长期存在。

谢夫凯特·帕慕克：土耳其经济下一步应提高技术水平（图源：《沙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