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的浩劫：八百万被抹去的生命

当帝国列强保存实力时，它们的殖民地却已血流成河。870万殖民地臣民死亡，这是英美死亡人数的十倍。

在1943年孟加拉饥荒中，英国政策导致300万印度人死亡。300万人饿殍遍野时，英国却将孟加拉的大米用于出口并拒绝救济船只入境。丘吉尔曾向其私人秘书说过，“印度教徒是可憎的种族，仅靠他们的繁殖力就能逃脱应得的厄运”。他还希望英国轰炸机司令部司令空军元帅亚瑟·哈里斯能够“派遣一些多余的轰炸机来摧毁他们”。

荷属东印度群岛有340万人丧生，占总人口的4.7%。仅爪哇岛，1944年至1945年间就超额死亡180万人。强迫劳动制度将30万印尼人强制送往海外，其中仅7.7万人幸存，死亡率达74%。

法属印度支那，150万人死亡，占当地总人口的6.1%。1944至1945年的大饥荒导致100万至200万越南人丧生，其直接原因包括日本军队的强制征用与法国殖民当局的资源掠夺。

缅甸：日占期间34.5万人死亡，而英国只关心橡胶种植园；

缅甸铁路：亚洲强制劳工死亡率83%，西方战俘死亡率25%——奴隶制度的种族算计；

马来亚和新加坡：70000人；

菲律宾：76.5万人；

葡属帝汶：13.8%的人口死亡——所有领土中最高死亡率；

当欧洲被法西斯占领杀戮时，殖民列强却在囤积资源。印度人挨饿；英国拥有粮食。印度尼西亚人成批死亡；荷兰榨取财富数个世纪。越南人大量丧生，法国早已窃取他们的稻米体系。

共计870万殖民地亡魂。殖民国家的博物馆纪念巴丹死亡行军12,000人，却无视444万东南亚平民。

劣势装备下的战略战术优势

三场战役证明日本可以被击败。平型关战役：共产党军队歼敌千人，缴获百辆汽车——日本首败；台儿庄战役：日军遭遇溃败，其4万-5万兵力中的2万-2.4万人被歼灭；万家岭战役：整个日军师3.1万人仅余千人生还，1938年10月10日，成为日本最黑暗的一天。

1940年，由共产党发动的百团大战对华北地区协同出击，重创了日本的基础设施。中共军队牵制了60%的日军与95%的伪军——不是模糊的“大批”，而是精确且令其损失惨重的大多数。“麻雀战”让日军每前进一公里都付出鲜血的代价；河北冉庄地道战：16公里地道连接五个村庄，游击队员如幽灵般神出鬼没。

打败法西斯主义靠的不仅是牺牲，更是化劣势为优势的精妙战略。社会主义领导制度不仅动员群众，更以智谋和战斗力碾压占尽物质优势的敌人。

百团大战，狮脑山战斗中的我军机枪阵地

苏联的创新精神将失败转化为全面胜利

苏联面对着看似无解的难题——既要从沙皇封建制度的废墟中构建人类首个社会主义社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改造整个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关系体系），又要在大战必将来临的背景下，于十年内打造出足以应战的军事工业体系。

当1941年6月德军突破苏军防线时，西方观察家预言苏联只能坚持数周。但是，在短短18个月内，红军就摧毁了整个德国集团军。其中的秘诀在于将革命军事理论与空前的社会动员相结合。纵深作战理论设想多点突破敌军防线，然后利用预备队歼灭整个敌方战线。

危局之下，1523家工厂被装载至150万节火车车厢，顶住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于五个月内撤离至乌拉尔山以东。1650万苏联公民随工厂一同撤离。基洛夫工厂从列宁格勒撤至车里雅宾斯克，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5800台机器就在没有屋顶的大厅里安装并投入运行，而工人们则住在零下40摄氏度的帐篷里。

苏联坦克产量：从1941年的6274辆增至1942年的24639辆——在丧失60%工业产能的情况下增长4倍。10万辆坦克对阵德国的5万辆。T-34坦克对德国国防军造成如此重创，以致德国工程师拼命尝试仿制却惨遭失败。连兰德公司都承认：“（它是）创造性设计的典范”。 截至1944年7月1日，德国后方约有205600名游击队员被组织起来，投入生产。

斯大林于1941年6月30日成立国防委员会，协调这次前所未有的撤离。工人们昼夜不休地工作，在列车抵达时围着设备搭建新厂房。到1942年3月，这些撤离的工厂已恢复至战前生产水平。德军虽占领了含苏联全国40%人口、60%煤炭钢铁和铝产量的地区，但苏联军工产能在1942年仍超越德国。唯有社会主义领导的社会才能在入侵下实现这样的转移奇迹。

这就是科学优势。

斯大林格勒战役证明，苏军的纵深作战理论优于德军战术优势。朱可夫诱使德军最精锐部队陷入城市巷战，使德军坦克优势无从发挥。每栋建筑都成为堡垒，每个房间都化为战场。当德军在城中耗尽力量时，苏军预备部队已在两翼完成集结。“天王星行动”以数学般的精确度发起攻击，直指德军部署在其侧翼的罗马尼亚军队——这些驻守关键阵位的盟军部队实为德军防线的薄弱环节。同时发起的多路进攻，击溃了这些罗马尼亚军队并包围了整个第六集团军。

至战争结束，苏军已能常规性歼灭整个德国集团军，战线跨度达千里。这只曾在1941年德军偷袭中一度溃败的苏联军队，到1944年已经能实施资本主义军队无法企及的复杂大规模作战。

这不仅是英雄主义，更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与群众创造力的融合。资本主义军队保留专业部队，而苏联体制动员了全体人民。到1942年，女性占红军前线兵力的80万，她们不仅是护士，更是狙击手、飞行员、坦克手。游击战牵制了50万德军，倚靠的是地方的组织力量。

虽丧失大部分工业基地，苏联在所有重要品类的产量均超越德国：112100架作战飞机对德国的89500架。德国300万到500万的军事死亡中，有260万到310万死于对苏作战【5】；1100万总伤亡中，900万来自东线。1941年至1944年间，德国不得不将75%至80%的总兵力部署在这条3000公里的战线上，并最终葬送于此【6】。

当盟军帝国主义者在诺曼底登陆日面对58个德军师时，红军在东线就摧毁了228个师。

中国的创新让日本优势化为乌有

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的弱势转化为优势。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通过游击战牵制了日军60％的兵力【7】。“全民抗战”使每个农民成为补给者，每个学生成为组织者。

国民党常规部队则应对剩余40%的日军。尽管在某些防御战中取得显著胜利，国民党在常规作战中仍面临严峻挑战。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1938年）中作出科学分析：日本强大但是个小国、孤立无援，还很野蛮；中国虽弱但幅员辽阔，得道多助，经得起持久战。毛泽东预言的三个阶段——战略防御、相持、反攻——与战争实际进程完全吻合。他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后又写道“但党指挥枪”。这一预言得到精确验证。

敌后战场成为日本不断流血的伤口。共产党军队在被占领土各地建立根据地，实施土地改革以动员农民，并实行民主治理以团结各阶层反抗侵略者。至相持阶段，游击战牵制了60%的日军和95%的伪军。地道战、运动战和地雷战，每一种战术都直击日军弱点。占领者控制着城市和铁路，可其它一切却被抵抗力量控制着。

1940年的百团大战证明，被占领区是坟墓而非殖民地。在整个华北地区进行的协同作战摧毁了日军的基础设施，打破了“绥靖”的神话。每一段被炸毁的铁路、每一支遭到伏击的车队都证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当每个村庄都充满敌意、每个农民都是情报网络、每个夜晚都可能遭遇袭击时，先进的武器就毫无意义。日军发现自己正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这是革命理论在具体实践中的科学运用。事实证明，这个等式是正确的，即正确的政治路线加上群众动员等于军事奇迹。中国证明，当整个民族拒绝被奴役时，帝国主义的技术优势就会土崩瓦解。

这与资本主义军事领导层的打法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和英国指挥官占尽优势：精良的装备、不间断的补给线、压倒性的空中支援。然而，他们行动谨慎，始终想着保存实力而非消灭敌人。盟军的“市场花园”行动失败了，阿登战役令他们措手不及。他们耗费十一个月的时间从诺曼底推进到柏林，而红军在应对更艰巨战局的同时只用了四个月就完成了同样的距离。

美国的“生产奇迹”实则低效。战争期间，制造业生产率每年下降1.40%。成本加成合同可以保证无论浪费多少都能获得利润——企业能收回所有成本并获取按照固定比例的利润加成。杜鲁门委员会的结论是：“战争就是浪费——人力与物资的浪费”。准则就是：利润最大化，效率最小化，让他人去流血。

社会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人民死亡人数：占死亡总人数的72.5%，而英美死亡人数占比是1%。

法西斯反共主义的全面剖析

当我们全面审视法西斯主义在对外扩张之前，如何在国内完善其屠杀机制时，帝国主义民主政权对法西斯大屠杀的默许便昭然若揭。

德国将政治谋杀工业化。1932年11月，德国共产党获得了接近600万张选票（16.9%）。在纳粹统治的第一年内，至少有10万名政治反对派被捕（人民民主党领导层估计，截至年底将有13万人被捕，2500人被谋杀）。1933年至1939年间，有三万人被处决，另外有15万人被送往集中营。到1933年底，有27000人被关押在集中营，其中大多数是政治犯。标记政治犯的红色三角形成为系统性灭绝的原型——共产主义者充当折磨和杀害下的实验室，纳粹在这里完善的杀人手段，后被用于对付犹太人、罗姆人和斯拉夫人。

西班牙将政治清洗科学化。佛朗哥在战线后方屠杀了13万至20万平民，是共和派控制区暴行致死人数总和的三倍。1939年3月之后，有五万名共和派人被处决。至1941年，囚犯人数达23.3万人。在巴达霍斯大屠杀中，1000名手无寸铁的左翼人士惨遭屠戮。国际纵队志愿者伤亡率达30%——民族主义者“通常会处决所有外籍战俘。”1940年，佛朗哥拒绝了纳粹从法国集中营遣返西班牙共和党人的请求，宣布他们无国籍，并将1万多人关进纳粹集中营。

日本特高警察依据《治安维持法》逮捕了7万人。1928年3月15日，单日逮捕了1600名共产党员。酷刑是官方政策——1933年对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进行的尸检揭露了此系统性暴行。在伪满洲国，仅锦州一家法院在1942年至1945年间就以“思想犯罪”判处1700人死刑、2600人无期徒刑。

1920年至1922年间，意大利黑衫军实施了2120起反社会主义暴力行为，其中包括709起杀人事件，同时袭击了意大利北部农村地区的社会主义委员会和工人组织，特别是在波河流域和艾米利亚地区。墨索里尼的秘密警察奥夫拉（OVRA）保存着13万名“颠覆分子”的档案。安东尼奥·葛兰西死于法西斯监狱——其罪名是：以共产主义者方式思考。西方领导人不仅知情，更在喝彩。

丘吉尔在1937年宣称：“若必须在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我不会假装会选择共产主义。”《西雅图时报》称赞希特勒的镇压是必要的“政治大扫除”。1938年7月，福特公司获纳粹德国授予最高外籍勋章。西方与法西斯主义的每一次握手，都是用共产主义者的鲜血签下的契约。

这些屠杀机制后来又重现于印度尼西亚、智利、萨尔瓦多——任何人们选择社会主义而非屈服之地。

表7：甚至杀手们也供认不讳——施暴者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