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伯特·曼宁，翻译/鲸生】

2011年，奥巴马政府曾高调宣布“转向亚太”，声称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将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此后的几届美国政府至少都在口头上承认，亚太地区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领域——直到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执政团队上台，宣布将战略重心转回西半球。

这个战略构想还有生命力吗？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资深亚洲问题专家扎克·库珀（Zack Cooper）已经宣判其“死亡”。他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文章，有力地论证了“转向”战略的失败。美国正在从亚太地区调走军事资产——最引人注目的举动包括将“萨德”和“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从韩国调离，以及随着伊朗战争的延续，将5000名美海军陆战队员从日本派往波斯湾——这些行动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自二战后美国成为全球主导大国以来，在其公开宣称的政策优先事项与被突发事件牵着鼻子走这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持续的张力，这是华盛顿在追求全球霸权过程中所无法摆脱的矛盾。

韩国首尔广播公司（SBS）获取的监控视频显示，驻韩美军“萨德”反导系统发射车全部从庆尚北道星州基地移出

冷战结束后，历届美国政府的实际外交政策常常显得很被动，与其说是一种战略，不如说更像一场无休无止的“打地鼠”游戏。看看特朗普总统吧，尽管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值得庆幸的是，中东地区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规划和日常执行的日子已经结束”，但如今美国却在中东越陷越深。

然而从表面上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存在和政策仍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延续性。无论是前总统拜登还是特朗普，都加强了美日、美韩等关键同盟关系（尽管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下，这些关系面临着新的不确定性），并扩大和重新调配了在太平洋的美国军事存在，以制衡中国。特朗普政府也延续了“奥库斯”在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倡议。

正如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所阐述，“以实力求和平”以及“沿第一岛链实施拒止威慑”的构想，加上与盟友的联合军演、作战规划和安全磋商的常态化节奏，都曾是美国的既定方针。

同样，尽管有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影响，但美国与亚洲的贸易和投资按绝对规模计算依然强劲：2025年双边贸易额超过1.5万亿美元，2024年双向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1万亿美元。由于亚洲的经济增速更快，美国所占的相对比重虽在下降，但这些数字依然巨大。

可不知为何，整个过程都显得空洞无物。关于美国主导亚太格局构建的理念早已消亡，却仍像僵尸一样苟延残喘。为什么？这并非意味着美国的联盟和安全关系网络即将瓦解。来自中国的现实“威胁”、美国强大的官僚主义惯性，以及亚洲地区国家缺乏美国安全保护伞的替代选项，共同维系着美国在这里的存在。未来或许会像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对破产的描述那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渐进的，另一种是突然的。”

面对美国的战略收缩和反复无常，其盟友和伙伴开始寻求各种应对机制，这样的漂移迹象正日渐显现。日本或许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自二战后的军事占领结束以来，日美同盟一直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因此，当日本的前国家安全保障局长冈野正敬（Masataka Okano，2026年2月在“外交事务”网站刊文）历数特朗普从加征关税、突袭委内瑞拉到觊觎格陵兰岛的一系列举动，并写下自己对美国亲手拆解其所建立秩序的震惊，呼吁东京“制定新的战略”时，这种警讯就值得高度重视。

冈野呼应了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他写道，要适应特朗普所塑造的世界，“需要日本和其他国家将目光投向美国之外，以解决共同关切。”

他并非个例。最近，我与亚洲各国政府内外的官员和专家交流时，他们流露出的失望和焦虑令我印象深刻——即便他们仍然需要依赖美国的安全保证。韩国著名战略分析人士、前国家安全顾问千英宇（Chun Yungwoo）表示，他真正担忧的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防务战略》中“没有重申对延伸威慑的承诺”，而且防务战略“给人一种印象，即优先强调第一岛链……而不是保卫像韩国和日本这样的条约盟友。”

这种措辞上的区别——即使用“保护第一岛链”而非“明确保卫盟友”——揭示出美国的亚洲政策本质上是围绕中国展开，也是透过“中国”这个棱镜来审视一切的。特朗普寻求与中国达成“体面和平”的做法，引发了地区国家对一种成功的“中美共治”（G2）模式的担忧，特朗普甚至曾大肆炫耀这一说法，而美国与中国的对抗则引发了更深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