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人眼里，民主体制的混乱或许正是其美好的地方，但国家如果因此变得无法治理，则绝对得不偿失。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成为自身的囚徒，无法通过制定万全的法律使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在联邦、州乃至市的层面，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管理层级、法定权责、开支预算都存在许多相互重叠、彼此矛盾之处，导致不透明和混乱现象时有发生，给利益团体、律师、咨询师利用混乱钻空子的空间。

美国当前的情况是，国会不仅拿不出好点子，反而制订了一系列如瑞士奶酪般漏洞百出的法律，它们复杂和怪异程度好比鸭嘴兽。拿奥巴马医改法案来说，它在技术操作层面有巨大困难，医疗包干项目缺少明确规定，许多人将其戏称为“没割干净的包皮”。保险公司不再受到约束，放心大胆地在合同里做文章；本来有志从医的人也对这个行业兴趣索然。

与医改类似，旨在改革金融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由于规定得过于死板，给美国企业造成过重负担，导致它们在国内急需投资的关头纷纷出走，向监管较松、运营更高效的海外市场进军。

美国国会的透明度问题既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又迫使总统只好靠下达行政命令来治理国家，甚至导致地方政府为避免腐败和联邦政治的繁文缛节，不得不长期放权。基建、军事和其他公共服务等需要大规模开支的项目，都离不开国会的批准，因此我们难免担忧，如果立法机构得不到信任，关键性倡议将遭到忽视，进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美国商业和社会生活效率低下，不熟悉权力机制的人往往会怪罪大众视野以外的“有关部门”。 但其实罪魁祸首是操纵国会的特殊利益团体，它们故意削弱专家治理体制，干扰了井然有序的日常事务。只有专业主义官僚回归并重获独立领导权，才能从政治权术中拯救国家治理。在政治与行政、民主实践和治理行为之间重新划定界限，对恢复美国政府的信誉至关重要。如果美国的政府服务可以重新成为一门职业而不是某种利润丰厚的爱好，民选领导人便可以与职能完整的政府机构紧密合作，确保政策和制度都符合民众需求，真正为民谋利。

美国国会本来可以避免成为一个完全被民粹主义和特殊利益控制的机构。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有责任回应特定委员会或国会议员的质询，可以授权它作为立法筹备机构，从而保证辩论限制在理性的范围之内。哪些法案能惠及更多普罗大众，而不是游说组织偏爱的大企业，国会就应该审议并通过这样的法案。

作为立法部门下属机构，政府责任办公室和国会预算办公室能提供质量评估，它们应该为如何支配油气创汇等重要决策提供情境分析，这一工作理应常态化。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对政府怀有偏见，导致国会工作人员被大规模裁员，专业工作人员被经验较少却薪资较高的外包合同工取代。今天的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但美国国会却越来越敷衍了事。

维系政客与民众之间的纽带还有另一种方法，那就是让立法成为一项兼职工作。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国国会议员都是兼职的，不像现在这样常驻在华盛顿。今天，瑞士和新加坡还坚持着这个传统，这两个国家的议员都另有职业，保持他们与现实世界不脱节。他们既不能利用公职非法敛财，也不能承受政绩欠佳对职业生涯和声誉的负面影响。因此他们必须深入基层，直接与群众交流沟通，解释政策的必要性。

目前，美国已经开始开展政务讨论，但基本都停留在民间层面，与实际立法进程没有直接关系。例如，阿斯彭研究所的“万众”项目力求传达不投票选民的观点，而斯坦福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詹姆斯·菲什金则主导了审议式投票实验，有助于选民在控枪等热点问题上统一意见。 然而这些努力无法直接影响立法程序，只能在社会层面发挥修补作用，无法撼动特殊利益集团。我们是否能在想象中构建一个新时代，一个通过实时审议和直接民意确立政策的民主时代，一个排除国会代议制的时代？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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