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在新著《美国的专主制：信息国家的崛起》中，以瑞士和新加坡为原型，提出一种无关民主、重视治理质量、由专家集体领导的治理范式——“专主制”。

经作者授权，观察者网翻译全书并将在近期陆续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中文版，本文节选自原书第四章“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节“没有政策的政治”。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美国的专主制：信息国家的崛起》

得益于有效的集体领导制以及稳健的专家型公务员，信息国家的行政部门成为了强大的权力机构，国家前进的方向盘牢牢掌握在柏拉图笔下的“卫国者”手中。但同时，立法机构也需要现代化，既要发挥制衡行政权力的功能，又要代表公民利益更好地履行立法职责。

美国本来应该努力成为一个没有政治权术的民主国家，但不幸的是，它已堕落为一个没有民主的权术政治体。今天的政治不再是以理服人，而是特殊利益群体之间狭隘的讨价还价；而民主也不再是公民之声，而是某个政治阶级维持现状的统治。美国空有选举，却没有实质性行动，或者即使有行动，也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

哈佛讲师雅沙·蒙克把美国的制度称作“不民主的自由主义”，也就是说这个体制保护各种权利，但缺乏将民意转化为公共政策的制度。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马丁·吉伦斯和西北大学的本杰明·佩吉经过研究指出，当普通选民的偏好与精英选民的偏好发生分歧时，国会无一例外地投票支持精英。他们得出的结论得到广泛引用转载：美国是个寡头统治的国家，而不是民主国家，真正的统治者是腐败的寻租式精英。

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莱席克等法学家认为，美国的代议制民主程序等同于制度化的腐败。事实上，美国的选举制度没什么贤能政治成分可言，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推动着“金钱选举”，决定了哪些候选人可以获得角逐大选的资格。虽然政党没有出现在美国宪法的条文中，但它们已经建立起一套非正式的程序规则和政策准则。

今天，美国政党的议程不是由党员从内部推动，而是由捐助者从外部操纵，这些捐助者能决定候选者名单，从而影响政党的议程。

根据“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企业和自然人一样都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而政治献金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不同之处在于，个人每隔几年才有一次投票的机会，但企业每天都可以利用金钱实力行使“言论自由权”，而且所涉金额越来越大。当政党跟随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指挥棒起舞时，整个体制就远离了贤能政治，成为莱席克口中的“金主制”。

美国国会议员实际花在立法上的时间少得可怜，政府支出预算在过去二十年里从没有一次能按时获得通过。大约半数美国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在从政之前就已经是百万富翁，而在担任议员期间，他们在游说上花的时间几乎和立法一样多，而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准备下次竞选上。从公职上退下来之后，他们又回到游说组织全职当说客。既然现实如此，美国选举系统又怎么可能推进缩减竞选经费、废除初选机制、改革（或废除）过时的选举人团、或实行任期限制等的激进改革？

或许我们不应该把国会看作独立的政府机构，而应将其看作某种强大力量的动因。长期研究美国国会的迈克·洛夫格林在新著《深层国家》中提出，华盛顿圈内的军事和金融专业人士组成了一道隐秘网络， 这套“全世界最复杂的机构”不但能操纵议员，甚至能取代立法者的资源和影响力。这个所谓“深层国家”其实是体制的蛀虫，它通过收买议员减免税务，可能很快就会榨干国会的利用价值。

不过，腐败并不是单行道，而是双向的。美国国会也非常清楚应该如何敲诈企业以维持自身“业务”：国会议员把企业捐助者当作摇钱树，不填饱私囊就不给予新的税务优惠政策，导致暂时性抵税收抵免名目激增。

美国的间接民主体制也导致改划地方选区（以巩固议席）的做法盛行，这样一来就给了茶党激进分子劫持众议院的机会，而参议院的结构也决定，少数农村选民就能绑架多数。美国建国初期，詹姆斯·麦迪逊曾担心出现多数人的暴政，而对目前的美国而言，真正的威胁是少数人的暴政。

2013年，国会共和党人为了废除平价医疗法案关于支出的规定，闹到政府关门。观察人士伊万·克拉斯特夫指出，美国民主已经成为一个“看谁是胆小鬼”的游戏，反对党给执政党捣乱让对方一事无成，居然成了比治理本身更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