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主制要诀：功利主义

专家型官员善于在手段与目的、成本与收益、原因和效果之间权衡取舍。但为了避免沾染上精英主义的冷漠，专家型官员考虑问题必须兼具感性和理性。他们不能像苏联时期计划经济制定者那样，把公民看作意识形态轮子里的小齿轮。相反，他们必须把民主和数据、远见和情感结合起来。马克斯·韦伯认为，在有道德的职业者眼里，公共信任和福利是他们的核心责任。他们怀着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不满足于暂时性领导社会。本着这种精神，专家型领导人应该像贝淡宁所说的那样，组成“有同情心的贤能领导集体”，嘉奖那些为政清廉、一心为公的官员。

因此，良善的专家统治必须坚持功利主义信条，调配资源以实现社会总体流动性和合理的利益分布。这种体制的目标不仅是财富最大化，也是福利最大化——它包含了亚当·斯密和杰里米·边沁的思想——既维护个人自由的蓬勃发展，也促进机会和利益的公平与平等。由此，功利主义方能成为连接民主理想与民主实践的重要桥梁。民主体制的领导人只关注投票，专主制的领导人应当关注人民。

为应对金融危机，欧洲实行了紧缩政策，这正是国家领导人和金融监管者非功利主义思维的反面教材。以极端的方式削减支出，既不人道又会产生反作用：勒紧穷人的裤腰带只会使经济进一步收缩，降低社会安全保障。紧缩政策不创造就业，不提高收入，也无法带来税收或促进消费。

美国也因缺乏功利主义思想吃了亏。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和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设计出华尔街救助计划，他们被认为是美国金融体系的救星，但却没有为普通民众设计同样强大的非常规政策，收入较低的80%美国人从来没有遇到“直升机撒钱”之类的好事。倡导成立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也赞成以直接的方式向美国中产阶级提供财政支持。一个世纪前，影响深远的政府干预措施——例如为社会低层人士建造住房和遏制联邦机构和国会的腐败等——使镀金时代最终让位于进步时代。只有功利主义思想才能带来新的进步时代。

在民主手段和功利主义目的之间，并非必然存在一种紧张关系——专家型官员必须关注前者，达成后者。在这个过程里，他们不能像机器人那样死板、不知变通，而必须定期自省，通过数据了解人民对自己执政的满意程度。掌握实时信息的公民希望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声，但也同样希望专家能提供可行的选择。在信息灵通的公众面前，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可能得到尊重和信任，但最终是非功过的评判，还得靠绩效而不是履历。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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