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债券收益率近期的大幅上扬或许能够持久，或许不能，但它引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30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利率一直在下滑。掉头回升是迟早的事。那么，这会对商业和投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呢？

这将取决于导致利率上升的原因：比方说，通胀卷土重来，或者储蓄与投资余额发生变化。麦肯锡(McKinsey)的一份报告提出了后一种观点，认为未来20年内，来自中国和其它大型新兴经济体的投资需求将超过全球储蓄。

对此我们不必追根究底，因为跨度长达20年的经济场景本就不可能十分精确。相反，我们不妨以此为框架，对个中后果作一番彻底的思考。

让我们暂且把通胀/通缩之辩搁置一旁，先来考虑一下麦肯锡有关实际利率将会上升的假设。这对投资策略有何意义呢？

麦肯锡认为，这种形势将有利于债券，不利于股票。这似乎很矛盾，因为这等于说，当利率上升时，这两种资产的表现和利率下降时并无二致。

不过，这是一种长线观点。据称，在新的世界，债券的吸引力将完全来自优良的收益率。但达致高收益率将伴随着现有债券价值陡降。如果这种情形拖延较久，投资者对债券也许就会形成根深蒂固的成见，就像他们现在对股票那样。

不看好股票的理由十分明显。利率上升，意味着贴现率也将上升，于是企业未来现金流的现值就会下降。

然而这一次，现实情况可能更为复杂。麦肯锡设想未来基础设施及房地产领域的支出将十分庞大，中国的建设需求，相当于每两年要建一座纽约城，而印度每年要建一座芝加哥。

若果真如此，那么能够借着这股势头大展拳脚的企业就将成为股市中的强者，其它企业则将相形见绌。不过，一旦调整完成，股指也许就将反映出一波增长。

大宗商品呢？麦肯锡告诫要保持谨慎。中国题材称不上新颖，即便麦肯锡从中得出了新颖的推论。对大宗商品来说，价格才是重头戏。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宗商品的生产和使用将变得更有效率，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正如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的迪伦·格赖斯(Dylan Grice)所言，买进大宗商品，就相当于卖出人类的独创力。

所以，让我们换个更广泛、或许也更有意思的问题：利率上升将如何影响企业的行为？毕竟，30年的利率下跌，已经产生出了一套需要重新审视的行为习惯和思想假设。

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将面临新的压力，要求它们提高资本生产率，即单位资金的产出。现金流为正值的企业，如食品零售企业，在经营上将大有可为，但在业务扩张上将受到制约。

麦肯锡还指出，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将发生变化。这话似乎很有道理。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球短期债务显著增加的趋势必将逆转。频繁再融资所蕴含的风险，只有当债务成本持续下滑时才值得承受。

事实上，企业将更普遍地面临以股本代替债务的压力。此后可能会出现若干中情况。

在储蓄短缺的形势下，企业将加倍努力和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缔结长期关系。这反过来可能会对公司治理产生有趣的影响。

董事会可能也会因此变得不那么热衷于推动他们背负高额债务的绩效指标，如每股收益。政府或许最终会反思他们支持举债的倾向——对债务利息进行税收减免。

银行又将如何？正如麦肯锡所说，全球投资需求相对于储蓄持续上升的前景，意味着收益率曲线将呈陡峭走势。常规的零售和商业银行业务将因此变得更具吸引力，因为期限转换（maturity transformation，即借入短期资金，发放长期信贷）业务将更加有利可图。

而任何要求资本的投资银行业务都将变得更不吃香，尤其是在利率上升和《巴塞尔III》资本要求的双重夹击之下。私人股本(PE)和对冲基金将进一步陷入信贷紧缺的局面。

这一切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大约5年后，麦肯锡猜测道，而前提是通胀或政府的挥霍行为不至于让这种局面提前发生。但是，除非全球陷入通缩，或者经济崩盘，否则这种局面必将来临，就像圣诞节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