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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城市行政理性化进程与城市暴力的兴起
关键字: 城市暴力私人暴力熟人社会专断力行政体系边缘地带利维坦人说,这个社会戾气太重,处处充满暴力。
是的,这是个城市暴力兴起的时代。宁静而温情的乡土生活已渐行渐远。暴力是这个时代的宿命,没有暴力就没有新秩序,就无法“旧貌换新颜”。暴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宿命,人都向往现代社会,但现代化过程却充满不确定性,谁都无法逃离暴力威胁。
生活于转型社会,暴力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因为嗜血的权力感到愤怒,暴力拆迁、城管打人、警察开枪……我们总是随着媒体的激烈批判而热血沸腾。我们对那些抗暴者充满同情,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刺死两个城管的沈阳小贩夏俊峰被执行死刑,网络舆论一片唏嘘。
吊诡的是,我们既是这个时代暴力泛滥的受害者,也是始作俑者。有谁去认真审视暴力的呈现样态,探析社会戾气产生的深层逻辑?又有谁会反思:是否我们的群情激愤,既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在酝酿更多的戾气?
2012年08月18日,北京,沈阳小贩夏俊峰的妻子张晶再度来到首都,以求丈夫不死。2013年9月25日,夏俊峰被执行死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不错,每个个体都希望利维坦这个庞然大物能够自我节制,因为个体在其面前显得过于弱小。可是,谁都不愿意回到丛林法则,谁都需要利维坦这个丛林的统治者。暴力很可恶,但谁都离不开它。
这是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高速运转的社会处处发生缝隙,私人暴力在这些缝隙带此起彼伏,连看似强大的利维坦也感觉力不从心,国家暴力也在这个缝隙带失控。我们或许应该心平气和地看看身边的戾气,当个人感到气愤时,是否也理解理解国家的无奈?在对夏俊峰们感到唏嘘的同时,也留点同情给被他伤害的那两个城管。
缝隙是如何产生的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对于国家权力而言,这意味着专断权力的行使将受到重重限制,必须借助于一系列的行政技术来实现社会的统治。对于社会而言,这是个最具活力,也最具风险的领域,社会的自我治理显得困难重重,同样必须借助于国家权力的介入。
在传统时代,由于国家权力有限,无法深入边缘地带,因此发育出一套半正式的行政技术。这个地带的绝大多数行政人员并非正式官员,而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代理人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属于官僚体系的胥吏爪牙,也有属于社会自治体系的士绅豪强。长期以来,胥吏爪牙与士绅豪强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互相制衡,自上而下的权力与自下而上的自治形成的双轨政治,在这个边缘地带交汇。
在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帝国时代,双轨政治是一个官民两便的行政体制。对于国家而言,通过半正式的行政体系实现了接触社会的目标。相对于正式行政体系而言,这是一个极为简约高效的制度设置。对于社会而言,通过代理人实现了与国家权力的对接,既可借助国家权力避免社会的丛林法则,又可防止国家专断权力横征暴敛,保护了社会。
帝国的崩溃往往起源于边缘地带社会治理的混乱。比如,胥吏爪牙未能受到有效约束,贪污腐败,激起民愤;士绅蜕化,社会权力为豪强把持,地方治理黑社会化。半正式行政体系的崩溃,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无法有效贯通,直接导致国家能力的削弱,社会治理的混乱,间接导致改朝换代。
近代以来的国家建设,国家权力具有强烈的改造半正式行政体系的冲动,主要表现为将半正式的行政机构和人员正式化,压缩代理人的治理空间,建立基层政权。其结果是,帝制时代的双轨政治被拆解,正式行政的政治单轨成型。不过,单一行政体系的建成并不意味着边缘地带的消失,也并不意味着这一地带固有的治理困境的消除。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将其行政体系建立到社会的最基层,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权力能够渗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国家治理仍需借重于代理人体制。
国家与社会的边缘地带的治理,本质上属于熟人社会的治理。熟人社会是一个均质的社会,共同体内部信息高度互通。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介入其中反而增加了治理单元的复杂性。充分依赖于代理人进行治理,实际上是在尊重共同体的完整性。半正式行政体系也是熟人社会中最为高效的治理方式,因为代理人可以准确掌握信息,且还可充分利用熟人社会的规则开展治理活动。
在熟人社会中,有专断能力的国家权力只要保持消极姿态,基本上可以实现简约治理。在传统时代,半正式行政的危机主要来自于国家权力从无为政治的形态转变为积极行政,它破坏了熟人社会的治理形态,让代理人游离于熟人社会之外,国家治理的缝隙来源于代理人无法有效勾连国家与社会。
很多人认为这个时代的暴力泛滥,也根源于国家权力过于积极。然而,这并不全是事实。客观上来说,在基本上实现了政治单轨的今天,今天的国家权力并不算积极。暴力泛滥根源于熟人社会的解体,它使得半正式的行政体系无法发挥作用。在陌生人社会中,代理人无法有效掌握治理信息,人情、面子等广为应用的熟人社会规则也难以运用于正式行政中,这使得半正式行政成本大为提高。
进一步的,代理人因为无法有效完成行政任务,就有可能引入私人暴力等非正式的行政技术,反而激化了基层治理矛盾。这一逻辑在城市治理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改革开放后,单位制逐渐瓦解,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城市治理面临严峻挑战。绝大多数地方的城市治理仍然延续了半正式行政体系的构架,但在实际的行政实践中,却逐渐放弃了熟人社会的治理技术。比如,“临时工”已非来自于本地的志愿者,而是社会招聘或劳务派遣的劳务人员,他们是城市里的陌生人。
电影《老炮儿》截图
某种意义上,今日之中国已经告别了乡土气息;连社会暴力也带着城市味道。暴力不再是国家权力任性之所为,而是熟人社会瓦解的产物。城市暴力与其说是国家权力过于强大的产物,还不如说是国家权力过于弱小的表现——它在国家与社会的缝隙中无所适从。
城市暴力的产生
现在的问题是:在陌生人的社会治理生态中,正式行政是否可以完全取代半正式行政体系,让国家权力畅通无阻呢?答案是否定的。改革开放以后,与熟人社会的瓦解相伴随,国家治理领域开启了行政理性化进程。其基本逻辑是:加强正式行政的管制,严格限制半正式行政人员参与地方治理。从表面上看,这是正式行政体系自我约束、国家权力自我控制的表现,但产生的实际后果是:正式行政逐渐主导了边缘地带的社会治理,半正式行政体系处境尴尬,城市暴力反而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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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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