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化也反映在高校教学中。我在20世纪90年代读大学时，还有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史、外国经济思想史、当代中国经济等课程。后来，随着经济学整体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再加上前面提到的青年学者对主流期刊审美的迎合，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现在大学里，老师辈中研究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那批学者，大多已经退休或离开了我们。所谓青年一代其实也不再年轻，可能已经五十岁了，由于长期以来这些学科不受重视，相关教师要么接近退休，要么在学校里很难获得职称晋升；到了三四十岁这一代，我甚至可以说基本没人了。因此，现在课堂上几乎不再教授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

当代中国经济虽然还有课程，但由于许多问题研究不够，讲授的深度也不足。尤其在商学院，我们更需要向MBA、EMBA学员讲授当代中国经济政策和改革问题。我自己也在商学院教课，明显感到我们的教学和研究跟不上现实需要。有时企业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从老师这里得不到回答；许多老师甚至不知道中国曾经发生过某些事情，这非常遗憾。

所以，面向未来，无论出于现实需要，还是为了寻找思想资源，我们都应重新回到古典经济学以及非英语地区的实践和历史中寻找智慧，也要从中国本土改革发展形成的经验与教训中发现重大选题。这些都值得我们更加重视。

纵横说：最后我想问一个延伸到经济学之外的问题。您前面提到，经济学的模型化方法也在影响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这些学科中也出现了类似研究。据我观察，这种方法在其他学科引起的批评似乎比在经济学界更早，也更激烈。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陆铭：我的总体看法是，应该保持包容和多元。经济学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前面讲到的数学模型和因果推断，能够把一个现象背后的机制梳理得比较清楚；基于一定规模样本的回归分析和因果推断，也确实可以把现实世界中的一些逻辑链条分析清楚。这对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进程非常重要，其他学科正在这些方面向经济学学习，是好现象。

但其他学科也保留了多元价值，维护了各自的学术传统，这种坚持同样很有必要。比如，社会学一直没有放弃案例研究；在政治学中，写出有影响力的著作非常重要。反过来看经济学，如果你写了一本书，在学术评价中往往得不到认可，晋升考评和人才引进基本还是看期刊论文；而且在期刊论文中，英文期刊的认可度和档次总体更高。其他学科还没有像经济学这样走到如此极端的程度。反过来说，如果其他学科在发展中完全复制经济学今天这套评价标准，我认为也会有问题。

举个例子，经济学中有一门比较经济学，政治学中则有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可以说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二级学科。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一度也有许多人研究比较经济学。当时的背景，一是美苏争霸以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二是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因此很多人认为，对不同经济体制进行比较，有助于思考中国经济。

但后来随着苏联解体，政治学领域出现所谓“历史终结”的争论，再加上全球化一度高歌猛进，似乎全世界都认为比较经济学已经过时，没有必要再研究了。当时人们认为，全世界最终会逐渐收敛到一套全球体系，形成相对标准化、秩序一致的市场经济架构。无论是各国国内的市场经济，还是国际经济体系，都会逐渐收敛到某种模式，国家之间的差异也将不再那么重要。

资料图：5月13-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元首北京会晤，达成重要共识。

但这种观点值得重新思考。比如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大家都说中美正在竞争，而中国与美国的体制差异非常明显。那么，每种体制各有什么优势？又面临什么挑战？是否需要做出相应改革？看看今天美国发生的许多事情，人们可能也在反思：美国原有的体制是完美的吗？好像不是。美国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原有体制能够很好地解决吗？似乎也不能。

反过来，中国也是如此。中国今天的许多体制仍带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特征，也存在不少问题。中央一直强调深化体制改革，包括近年来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在自贸区实践中对接更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许多改革实际上都要求我们在中国体制演化的过程中思考：哪些优势需要长期坚持，哪些方面需要通过持续改革加以调整？这里涉及的许多问题，本质上都是体制比较问题。

但是，比较经济学，以及我们前面谈到的针对特定国家、特定体制的研究，在今天经济学的主流审美中并不受重视。因此，经济学现在需要反过来向政治学、社会学等兄弟学科学习，重视多元的方法论和价值，也要坚持历史研究的传统。这值得经济学界认真反思。

对其他学科而言，我认为既不要太激进，走向经济学今天这种相对单一的审美；也不要太保守，站在经济学角度看，有些兄弟学科讨论问题时，比较喜欢使用一些逻辑不够清晰、概念边界也较模糊的概念。在这方面，经济学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经济学使用的概念相对简单、可度量、可操作，而且边界比较清楚，大家讨论问题时有较好的共同语言基础，因此经济学家之间的沟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可以避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实际上沦为概念之争、流派之争或单纯的观点之争。

所以，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应该形成相互借鉴的发展趋势。经济学应向其他学科学习多元价值和多元方法论；其他学科在讨论问题和推进学术发展时，也可以借鉴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清晰的概念界定，以及相对统一的逻辑和语言体系。

纵横说：谢谢陆老师花这么长时间和我们讨论当代经济学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整体听下来，我有一个感受：如果从生物学或生态学的视角看，多样性对一个生态系统非常重要，一个生态系统如果过于单一、单调，其实是很危险的。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经济学研究。而且，由于经济学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如果研究范式和研究风格趋于单一、单调，也可能对现实经济和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所以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

陆铭：我再补充一点：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时效性，这也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个不同之处。自然科学面对的自然世界相对稳定，除了气候变化等少数领域正在发生较大变化，其他领域所研究的对象相对来说是静止的。因此，学者为了探索一条科学规律，可以连续研究十年，最终在某个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这个突破不仅适用于十年前，也可能长期适用于未来。

但社会科学不一样，它面对的许多问题在不断变化：历史在变，政治在变，技术在变，体制和政策也在变。社会科学的许多应用性成果，如果晚了十年才出现，那么一项不太恰当的政策可能已经积累了大量负面后果，甚至给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因此，从价值取向上讲，我们需要在紧迫性、时效性与社会科学追求的精确性之间作出权衡。

就像前面讨论的，我们要对多元方法保持包容，这不是说不要科学。比如在量化估计中，如果能通过改进方法把估计系数从0.5提高到0.6，当然有价值。但面对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如果能把背后的逻辑讲清楚，在量化分析上判断它产生的是正面还是负面效应，本身就非常重要；甚至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究竟存不存在”，也非常重要。

因此，当面对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特别是技术变革、地缘政治等因素迅速演进时，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方法更应该体现多元性和包容性。否则，一些重大问题明明非常紧迫，我们却不去回应，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社会科学家的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