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时间赛跑的豪赌

再来是作为拍板关键的美国。

美国与以色列面对伊朗的最大差异，就是后者已经认为“根除伊朗威胁”不可谈判，前者却仍保有对话空间，毕竟伊朗不过是华盛顿认知中的全球地缘议题之一，不必然是亟需处理的紧急议题。

这基本上也解释了特朗普2.0之初的各种和缓与克制，包括在2025年3月重启与伊朗的核谈判，以及在6月轰炸伊朗核设施后迅速以“摧毁核能力”为由下台阶，甚至这次动武前的反复犹豫。

但最终，特朗普还是放弃谈判走向开战，这背后虽然不能排除“对等关税”被判违法、移民问题引爆争议、中期选举将近但民调低迷等短期因素，但恐怕更多地是出自美国伊朗政策的传统纠结，那就是承诺问题与不完全信息的交互作用：前者导致特朗普形成“与伊朗签署任何协议都没用”、“今天不动手，明天会后悔”的认知，后者则是让特朗普判断“动武迫使伊朗屈服的附带成本不高”，所以最后选择在2月28日祭出美以联合打击。

首先，“与伊朗签署任何协议都没用”、“今天不动手，明天会后悔”的认知。这种倾向并非特朗普独有，而是美国对伊鹰派的长期主张，即便这群人经历奥巴马时期的对伊谈判政策压制，无法阻止2015年核协议出炉，但还是在特朗普1.0找到实践舞台。美国在2018年宣布单边退出核协议，开始对伊朗极限施压，接着又在2020年1月击杀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

但这种做法的直接作用，似乎没有迎来伊朗屈服，反而强化德黑兰强硬派的话语权，也就是让伊朗同样形成了“与美国签署任何协议都没用”、“今天不动手，明天会后悔”的认知，由此导致后续拜登任内的美伊僵持。

回顾2021年1月，伊朗问题本是拜登就职后少数明确阐述的外交议题，方法是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美国既要努力“反击伊朗破坏区域稳定的活动”，也要重新加入被特朗普单边退出的伊朗核协议，并借此强化原初协议的种种缺陷。

结果，美国内部的对伊强硬派仍坚持极限施压，批评重启核协议不过是为伊朗发展核武争取时间。无独有偶，伊朗强硬派同样认为“优势在我”，所以在美国温和派释出重返核协议的信号时，直接推高谈判门槛：第一，要求美国给出有力保证，避免未来再次退出；第二，主张原协议的制裁豁免力度不够，应该更加放宽；第三，指出美国应就2018年至2021年期间未提供制裁豁免的情况进行补偿。

可想而知，这些门槛拜登政府都无法满足。至于拜登所说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反击伊朗破坏区域稳定的活动”，即阻止伊朗进一步动员“抵抗轴心”，则基本没有收到任何成效，毕竟核谈判几乎占据政府对伊政策的唯一重心。

随后2023年“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又重创拜登为首的温和派能量，同时强化了对伊鹰派的论述力道，那就是美国制裁、重启谈判，其实都无法阻止伊朗动手。

这其实就是特朗普2.0接手时的危险状态。除了美国对伊鹰派的政治能量空前高涨，伊朗情况也是相差无几：加沙停火并没有让伊朗停止动员“抵抗轴心”，德黑兰依旧设法向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运送导弹。

而这无疑又会强化美国鹰派的认知：在伊朗内部仍由强硬派掌权，也就是哈梅内伊担任最高领袖、革命卫队依旧势大的背景下，光凭加沙战争削弱、“十二日战争”冲击，不足以扭转伊朗的对外战略，尤其在“抵抗轴心”衰弱的情境下，核议程的威慑角色恐怕还会持续上升。

这就成为此次特朗普能与内塔尼亚胡取得共识的背景——美国鹰派与以色列存在交集：要处理伊朗问题，恐怕需要政权更迭。

但这牵引出另一个问题：如果政权更迭是伊朗问题的“万灵丹”，美国究竟能用什么方式达成？

从任何角度来看，这无疑是比轰炸核设施更艰巨的工程，甚至可以说不论是美国或以色列，都不确定要如何实现。毕竟如果循阿富汗、伊拉克前例，军事占领的终点就是无尽泥淖，且这光凭以色列本身无法做到，当前美国民意又不会支持大量出兵重返中东，尤其特朗普的支持基础中还有不少排斥海外战场的MAGA派。

因此，特朗普面对的局面其实是1979年后美伊纠结的极度烈化，也就是在美国看来，除非伊朗发生重大政治变革，否则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其中东与对美政策，不论是核发展或动员“抵抗轴心”；但实现这一目标究竟要用制裁与外交徐徐图之，还是祭出强烈军事打击，恐怕就是各有极限与成本。

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特朗普及其安全团队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密切关注空袭伊朗行动。X@WhiteHouse

从现实来看，前者基本就是美国的长期做法，即一边与伊朗进行核谈判、一边收紧制裁绳索，再辅以不至于爆发全面战争的军事压力，同时积极介入伊朗内部示威，削弱神权政府的统治正当性。

当然，外交手段的最大弊端，正如美国鹰派对伊朗核协议的指责那样，最终可能在政治和经济上巩固伊朗政权，为发展核武创造战略机遇与时间。而这或许解释了特朗普2.0在2025年3月重启谈判的动机：想用足够全面的新协议，避免外界留下伊朗政权再次逃过一劫的印象，同时确保伊朗无法将制裁解除带来的收入用于投入核计划或动员“抵抗轴心”。

至于祭出强烈军事打击，平心而论，这种作法的短期收效或许强于制裁与外交，却可能伴随更高的成本与不确定性，且无论军事打击多么成功，通过外交手段的长时间作用，或许也能达成类似结果，且成本与不确定性都将低于军事行动。正因如此，过去的美国总统都没有轻易使用轰炸伊朗、乃至斩首最高领袖的激进作法，而是选择用外交与制裁徐徐图之。

这就连动了不完全信息对于这场战争的作用，也就是特朗普因为判断“动武迫使伊朗屈服的附带成本不高”，所以最终选择了军事冒险，也就是以“斩首”最高领袖、军政高层为核心，进行一系列战略豪赌：只要哈梅内伊与其潜在继承人身亡，伊朗就有可能陷入混乱。最终，伊朗可能在美国以色列不派遣地面部队，但大力鼓动少数族裔武装与反对派起事的背景下，实现某种政权更迭或政策转向，从而淡化政体的反美反以色彩。

平心而论，这种豪赌虽不是完全没有实现机会，却也是建立在各种武断与想当然耳的基础上。

确实，美国不派遣地面部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伊拉克泥淖重演，但这也同时预示着美国恐怕很难在伊朗重现伊拉克剧本，也就是美军直接接管政权后，成功扶持在立场上相对亲美的新政权。

说得更直接一点，成本与报酬本就相依相生，美国想要避免过度军事投入，结果恐怕就是政治收获的差强人意。

此外，最高领袖被“斩首”的难堪现实，无疑会强化伊朗“与美国签署任何协议都没用”、“今天不动手，明天会后悔”的认知，并且导致针对所有美国中东盟友与资产的玉石俱焚，包括轰炸以色列、打击海湾六国的美军基地与炼油厂甚至民用设施，以及正在进行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以上种种如果只是短期现象，特朗普的“动武迫使伊朗屈服的附带成本不高”预判，或许也不能说是完全误判，但这显然不是美国完全能够掌握的发展。

况且路透社与益普索（Ipsos）于3月1日结束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约27%的受访者赞成空袭伊朗、43%反对，且虽有55%的共和党选民支持空袭，却也有42%共和党选民表明，如果行动导致“驻中东美军士兵伤亡”，将不太可能支持这项行动，另外还有约45%的受访者表示，如果美国汽油或石油价格上涨，他们也不太可能支持针对伊朗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开战后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不升反降，只剩39%。

显然，对伊朗“先发制人”从而推升民调，是以色列的政治情境，而不是美国本土的政治氛围。尤其是在中期选举逐渐逼近、当前美军也已出现伤亡的背景下，民主党绝不可能放过这个背刺特朗普的绝佳把柄。甚至，认为中俄应该是更主要威胁的共和党建制派，恐怕也很难接受被伊朗拖在中东的局面。

因此，特朗普在冲突时程拉长、成本上升后的最主要挑战，恐怕不是美军基地受损或是美军弹药库存不足等技术性问题，而是来自国内政坛与民意的掣肘。

换句话说，从当前特朗普的视角出发，不论原本拍板动武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这次行动都必须要换到、或至少能在最后“宣称出”某种成果，不论是原本期望的政权更迭、亦或促成相对亲美的改革派重返权力核心，又或是至少让伊朗在谈判桌上进行更多让步，例如至少承诺“永远不会持有或发展核武”，否则恐怕就无法避免政治成本反噬。

不过即便有了前述下台阶，关键问题恐怕仍如影随形：这种结果，难道真的无法通过长期的外交谈判与制裁包围达成？尤其是，如果恶化到派遣地面部队进场的局势，即便美国可能因此收获更可观的战略报酬，例如军事接管伊朗、直接扶持亲美政权，恐怕也无法避免后续军事与政治成本的持续飙升。因为这等于重复过往在阿富汗、伊拉克的剧本，且“认赔杀出”其实也终究是时间问题，过程中还必然分散对印太等其他领域的战略挹注。

无论如何，在战争成本上升、美军出现伤亡的背景下，美国与时间的赛跑已经开始，特朗普显然必须在情况滑向某种“认赔杀出”前，取得或“宣称出”足以对内交代的战略成果，不论这是不是原本的开战目标。

2月28日，特朗普称美国已经在伊朗展开“重大作战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