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燕婷】

2月28日，悬疑多日的中东紧张终于炸裂天际：以色列率先宣布空袭伊朗，美国则同步证实“这是双方协调的攻击”，并随后从海空发动多轮打击，目标遍布伊朗境内学校、军事设施与大量领导高层，包括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而伊朗报复也一如事前威胁，既攻击以色列、打击周遭设有美军基地的国家，更开始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地处海湾的沙特、科威特、巴林、阿联酋、卡塔尔、阿曼，甚至比邻以色列的约旦因此同受波及。

基本上，和平的崩溃虽不是毫无迹象——包括美国确实持续集结军力、各国也陆续撤侨，却又难言“完全可以预料”，毕竟特朗普才刚在2月19日抛出“3月6日”的最后通牒，斡旋美伊谈判的阿曼则在2月27日透露，“僵持多时的浓缩铀僵局有解”，没想到情况不到一天就急转直下。

显然，战争爆发经历了复杂游说与内部角力，导致谈判最终成为某种多轨方案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斩首”前夕的烟雾弹。例如根据《华盛顿邮报》揭露，导致特朗普拍板动武的，其实是以色列与沙特过去几周的双重游说；只不过前者更加公开，后者则是表面劝阻、私下鼓吹，例如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表示，如果美国现在不采取行动，伊朗将变得更加强大且危险。

3月2日，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35C战机，准备从美军航空母舰“林肯号”起飞，支援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U.S. Navy/Handout via REUTERS

《彭博》的信息则透露，虽说美国谈判之余也准备了动武方案，但特朗普2月24日国情咨文演说时，美方团队仍在拉扯，关键就是美国情报判断伊朗核进展其实有限，以色列情报却认定威胁相当迫切，部分官员为此提醒不宜过度依赖以方结论。

但在2月26日第3轮核会谈后，由于特朗普不满官员简报内容，“达成短期协议近在咫尺，但这无法触及伊朗导弹计划等核心”，于是开始倾向动武；居中斡旋的阿曼外长为此在27日上午直飞华府、会见副总统万斯，试图影响美方决策，但最终没有成功。

可以发现，这场冲突的炸裂，并不是结构性注定的必然发展，而是立场不一的行为者围绕谈判相互博弈，接着受到不完全信息（Incomplete Information）、承诺问题（Commitment Problems）、议题的不可分割性（Issue Indivisibility）这三大因素反复扰动，最终在一系列抉择后导致谈判破裂：伊朗始终不肯在浓缩铀之外的议题，也就是动员“抵抗轴心”等国家战略领域让步，而立场最强硬的以色列又积极游说美国动武，游走在美伊间的沙特则乐见伊朗被削弱，最终美国由强硬派取得话语权，战争因此爆发。

不过此类拉扯场景，也不是当下才浮现的，而是早从2023年10月加沙战争开始，便在前述行为者之间往复循环：不论是2024年开始的“抵抗轴心”要员陆续被斩首、或是2025年6月的以色列伊朗“十二日战争”，都算当前场面的某种预演。换言之，这次冲突不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而是加沙战争的未完终局，以及背后行为者的再加码对垒。

以色列：必须彻底消除伊朗威胁

首先是以色列。

基本上，不完全信息、承诺问题、议题的不可分割性这三大因素，或多或少都在以色列的谈判立场中发挥作用。但其中最显著的，无疑是议题的不可分割性，也就是“消除伊朗威胁”这个目标，对以色列来说已经成为不可被谈判的底线。

而导致这种现象的，一来是加沙战后格局的混沌不明，二来是以色列政坛与民意经历战争的集体右转。

第一，战后格局。加沙战争重创伊朗与“抵抗轴心”，包括损失众多领袖、爆发“十二日战争”、导致叙利亚变天，但还是没有为以色列带来安全感。

例如经历“十二日战争”的伊朗，虽说美以轰炸可能会推迟其核计划，但在以色列看来，伊朗的核技术知识仍然存在，浓缩铀更是存量未明；正如伊朗导弹库和制造基地虽已缩减，却估计仍保有1000枚以上的可用导弹。更重要的是，在这次反复僵持的核谈判中，伊朗虽一度在浓缩铀议题上软化，却始终坚持导弹计划不可谈判，也不愿承诺放弃“抵抗轴心”。

再来是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经历以色列大规模清除领导、直接地面入侵，真主党的指挥结构基本已被掏空，对以色列的导弹威胁也大幅减少，更是失去在黎巴嫩政坛的主导地位。但即便如此，真主党还是保持组织，开始任命新指挥官，同时持续重建武器库、抗拒解除武装。而从眼下真主党仍能对以色列北境发射火箭来看，其生存韧性确实惊人。

接着是同受伊朗支持的哈马斯。经历战争重创，哈马斯已失去对加沙约一半地块的控制，并且损失大量经验丰富的战士、包括先后阵亡两位领袖。但即便伤痕累累，哈马斯依旧统治着加沙大部分人口，并拥有组织严密、具备治理能力的民兵，能击溃内部反对势力。如果特朗普的“20点和平计划”始终原地打转，也就是以色列拒不撤军、却也无法迫使哈马斯解除武装，那么后者恐怕就能宣布自己版本的“胜利”：大规模劫持人质、包括劫持加沙数百万人，从而确保自身生存并继续战斗的策略有效。

显然，以色列在两年鏖战中付出了经济成本与国家名声，但没有真正从被伊朗战略包围的泥淖中脱困。

第二，战争导致以色列政坛与民意集体右转。2023年10月7日前，以色列的加沙政策基本就是“割草”，也就是每隔几年就对加沙祭出几轮空袭，同时推进“铁穹”等防御措施，以免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

这种作法源于一个基础假设：哈马斯不太可能从加沙大举侵入以色列，即便真的实践，也只能进行杀伤力不强的小规模渗透。

但从后续发展来看，“阿克萨洪水行动”证明了在伊朗协调下，哈马斯还是能成功让上千名武装人员攻入以色列，“抵抗轴心”也能从多个方向牵制以色列行动，例如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炮攻势，就迫使以色列从北境疏散10万以上居民，甚至连也门的胡塞武装都对以色列发射导弹。

这种“被围攻”的焦虑感，最终强化了以色列社会与犹太民族、国家整体的“受害者连结”，并与阿拉伯舆论对于加沙的声援，形成元素类似但方向不同的镜像反射。

例如阿拉伯歌坛为集体声援加沙，推出由25位歌手集体合唱的《راجعين》（Rajieen，“我们会回来”），歌词诉诸加沙苦难、妇孺无辜、巴勒斯坦离散，并且频频呼喊真主；以色列则召集包含人质家属在内的千名以色列人，一同在“Homeland Concert”中合唱合奏，歌词也诉诸平民苦难、强调人质无辜，内塔尼亚胡甚至亲自录制《תפילה לשלום חיילי צה״ל》（A Prayer for the Israel Defence Forces）这首歌，歌词就包含犹太教的希伯来文祷词《מי שבירך》（Mi Shebeirach）。

内塔尼亚胡录制《A Prayer for the Israel Defence Forces》歌曲 视频截图

与此同时，“先发制人”在以色列也愈发受到民意支持，包括以军在2024年10月入侵黎巴嫩、2024年12月入侵叙利亚、2025年6月对伊朗发动“十二日战争”、2025年9月对卡塔尔哈马斯领导层发动袭击，在第一时间都起到推升民意的作用，而并未受到太多批评。

以色列政坛的集体强硬则更加明显。2024年7月，以色列议会通过决议，明确拒绝在“约旦河以西的任何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2025年11月，中间派反对党领袖甘茨（Benny Gantz）提出回归“1948年思维模式”，呼吁从“冲突管理”转向“主动出击”和“预防威胁”，包括发起一场“旨在消除伊朗政权构成所有重大威胁的广泛行动”；2026年1月伊朗爆发全国示威后，以色列安全内阁随即在5日召开长达5小时的会议，之后内塔尼亚胡批准名为“铁拳行动”（Operation Iron Strike）的军事计划，当中涉及对伊朗的未来打击，如今看来，或许就是这次打击计划的前身。

笔者曾聆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曼（Robert Aumann）于2025年5月在以色列发表的演讲，主题是用赛局理论分析以色列与哈马斯博弈，其演讲观点本身，正是以色列战后集体认知的直接反映。

奥曼表示，以色列过去不断向哈马斯释出错误讯号，包括因为国际压力与哈马斯骚扰而主动撤出加沙定居点、在士兵被哈马斯掳走后同意不成比例的换囚，前者导致哈马斯认为只要继续军事行动，以色列最终会选择让步，后者则让哈马斯形成“以色列相当重视人质”的认知，并认为只要掳走大量人质，就能拥有极大的谈判筹码。正是以上种种，导致了2023年的“阿克萨洪水行动”。

可以这么说，不论是以色列民意变化、政坛强硬走向，其实都说明一个现象：经过加沙战争，以色列主流民意已经不认为冲突根源是基于两国方案的领土诉求，而是伊朗带领的“敌对势力”正在否定以色列存在，因此自我回撤、让出土地并不会带来和平，反而是会造成对方一再进逼。

不过即便有这股趋势，以色列也还是面临明显的现实障碍，那就是光凭以色列自己，其实无法根除伊朗威胁，甚至还可能面临美国的某种“劝阻”，包括不论是过去两年的加沙战争，或是2025年“十二日战争”，以色列最后其实都是在美国的出面“控场”下偃旗息鼓，而没有真正达成目标——不管是让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还是切断伊朗对“抵抗轴心”的支持。

这就解释了，为何内塔尼亚胡会在这次美伊谈判中强力游说特朗普、持续强调伊朗威胁迫在眉睫。关键在于，即便这么做可能争取不到美国地面部队，但至少能促成联合空袭、把美国绑上战车，从而最大程度拖延后者转为斡旋者的时间，推升以色列实现目标的可能。

2月28日，白宫记者会室；这天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空袭。Reu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