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聆雨子】

一

2020年2月9日，好莱坞杜比剧院，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宣布”最佳国际电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最佳外语片”）之前，现场特意播放了一段经典作品集锦，其中，有一部被美国人视为巅峰之作的华语电影，它的名字叫《英雄》。

《英雄》的导演，是张艺谋。

2017年2月26日，好莱坞杜比剧院，第8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主持人按惯例调侃在座的一众大牌明星，说到马特·达蒙：“他本可以主演《海边的曼彻斯特》，却把这个角色给了凯西·阿弗莱克，自己出演了一部令人呵呵的中国电影，亏损达八千万美元之巨”。话音未落，现场一片会心哄笑。这部“令人呵呵”的中国电影叫《长城》。

《长城》的导演，也是张艺谋。

一次敬意，一次嘲弄，不过，无论哪次，当事人都不在场。

他在的那回已是十七年前，也就是《英雄》获提名的那年。那年最佳外语片花落德国的《何处是我家》，在场的他，没听到自己的名字。

当时他一定没想到，他与奥斯卡的故事几乎到此结束，而奥斯卡再想起他，是以上述两种方式。

张艺谋（资料图/SONY PICTURE CLASSICS）

《英雄》在美国一度被视为神作，《时代周刊》将之选为“2004全球十佳电影”。可在国内它遭遇口诛笔伐，从故事单薄、色彩虚浮，到历史观争议，盛名之下，冷嘲热讽。

但那时的张艺谋不在乎，因为他要的就是前者，甚至可以说，他拍摄《英雄》的唯一动机，就是用它去追逐那个叫奥斯卡的东西。毕竟，国内他封圣多年，欧洲三大电影节也被他收割了无数光荣，只有奥斯卡，成了唯一没“染指”的目标。

那之前，已有过若干次近在咫尺，当然也就有若干次失之交臂：

1990年张艺谋凭《菊豆》获最佳外语片提名，1991年张艺谋凭《大红灯笼高高挂》获最佳外语片提名，1993年陈凯歌凭《霸王别姬》获最佳外语片提名，1993年顾长卫凭《霸王别姬》获最佳摄影奖提名。

他们曾经遭遇的批评和诟病：后殖民主义美学、自我奇观化、热衷拍摄本民族最落后与丑陋的东西去讨好西方……都与他们的奥斯卡情结有关。

他们后来遭遇的批评和诟病：视觉空间侵占了思想空间，生硬地堆砌色块和元素，光鲜的感官刺激背后人文关怀尽失……还是与他们的奥斯卡情结有关。

这次给他灵感的人叫李安，学贯中西的华裔导演，刚凭借《卧虎藏龙》斩获满堂彩、将最佳外语片收入囊中。

他好像一下子触类旁通，明白了美国人喜欢什么。于是他以《卧虎藏龙》为参照，配上自家绝学，研发出一种叫做“中式古装大片”的东西，并且一条道走到黑：接下来还会有《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当然，那俩，连提名都没摸着。

和他一起陷入魔咒的，还有他的同辈兄弟们（在中国电影史叙述中，他们被唤作“第五代”）——陈凯歌的《无极》、冯小刚的《夜宴》，仿佛认准这是比佛利山庄的评委们吃定了的美学解码器，结果却是，口碑一部比一部崩坏。

仿佛久坐替补席的二线队员，心心念念都在登场机会上，至于那是谁的主场？规则由谁制定？自己的技术特点是什么？上了场该扮演什么角色？不上场又会怎样？这些问题，倒是从来没想清楚。

李安终究比“第五代”更懂美国人：当玉娇龙和李慕白站在两片竹叶上飞舞着比剑，老美们发自肺腑地如痴如醉，可当甄子丹和梁朝伟在酒馆里伴着琴声和雨声进行“意念对决”，他们就只剩莫名其妙。

说白了，美国人能远观东方美学，却走不进东方哲学和玄学。

这个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悲壮故事，不仅属于张艺谋自己，也是他所代表的全体中国影人，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区内，对奥斯卡百折不挠的饥渴态度——想当然地将之视为电影界的至高荣誉，以获得它的垂青作为职业生涯的最高肯定，以它的口味喜好（往往还是一厢情愿揣测出的）作为创作风格的指南配方。

信念可嘉、勇气可感，却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谬误：奥斯卡的全称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而不是“世界电影最佳优胜奖”。

严格意义上，它只是一个由本土科研机构作为学术支撑的、属于某个国家内部的奖项评比（当然，它的准入机制放得比较宽，愿意把所有曾在该国公映的电影纳入择选视野）——就像戛纳、柏林以及威尼斯（这仨好歹还有个“国际”电影节的头衔），就像蒙特利尔、卡罗维发利或者圣丹斯，就像金球、金像、金马，就像金鸡百花。

没人规定过，它是“电影界的至高荣誉”。

所以，你一边认定它代表了世界，一边又苦于美国人看不懂自己，殊不知，“美国人看不懂的”，也是世界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更大更真实的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