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该领域的技术创新，我们有“人才”优势，我们每年的STEM毕业生有600多万人，比七国集团加起来还要多。而且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拥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优势。再者，我们有全世界最齐全的产业配套，任何想法想要变成产品，所需要的零部件都是最好的，而且成本是最低的。此外，我们还有自己的体制优势，善于利用“有效市场”来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利用“有为政府”来帮助企业家克服市场失灵。

如此来讲，依靠“后来者优势”，再加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优势，我相信在2035年前我们能够维持8%的经济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实际增速为什么不及8%，有两大原因

当然各位可能说这只是潜力，这些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滑，到去年只有5.2%的增长，现在下滑压力仍然很大，在此情况下，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潜力？

我们的增长率确实比潜力低了很多，一个大问题是美国要在技术上卡脖子，我们必须用新型举国体制来应对，占用了大量战略资源。除此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恢复经济增长的信心。

确实，这些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但在国际上，把我们增长下滑的原因都归咎于自身体制机制问题，国内也有这种声音。

比如有一种说法，认为“民营企业才有效率”，但“国企越做越大”，“挤占了民企的发展空间”，所以经济肯定要下滑，这种说法正确吗？到底是因为民退国不得不进，还是因为国进造成了民退？

实际上，根据前面的分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并没有恢复。在2008年前，世界经济增长率相对比较快，贸易增长率是世界增长率的两倍以上；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对我们影响更大的是国际贸易，其增速下滑得比世界经济的增速下滑得还要快。从1978年到2018年，我们出口增长率每年是18%。从加入WTO以后到2008年，我们的出口增长率平均每年达到24%，现在年出口增长率一路下滑到3%、5%。

经济低迷期，国企的基建投资为民企发展也提供了机会。图为国企民企合作的典范之一——杭台高铁，其运营主体杭绍台铁路公司，三级政府和国铁集团占股49%、民营联合体占股51%杭州网

而我们的出口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出口增长速度突然间腰斩、甚至不及原来的四分之一，因此造成很大的产能过剩，投资机会也相应变少，投资信心降低。而且我们看到这种趋势持续了十几年。这种态势不仅影响投资增长，也影响就业和未来预期。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当然要来稳增长保就业。而政府稳增长稳就业采取的措施，都是投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比如2008年的时候高速公路只有6万公里，现在超过19万公里；2008年的高速铁路只有1035公里，现在超过45000公里。这些大项目都是国有企业来投资的，都是稳就业稳增长的政府投资。

而且这些投资实际上是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因为这些投资所需要的钢铁水泥等等材料，大部分是民营企业生产的。同时，政府的大项目投资创造了就业，有了就业以后老百姓收入提高才会消费，而消费产品绝大多数也是民营企业生产的。

所以，国际上为了唱衰中国，将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原因归咎于所谓“国进民退”，国内也有很多人这么说。

还有一种说法是将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放缓归咎于所谓的人口老龄化。我们确实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增长确实慢了，这是对的；但是，经济增速从10年前下滑至今不是由于人口老龄化。

大家知道，对经济增长来讲，重要的不是劳动者数量，而是有效劳动的数量。有效劳动数量=劳动者数量×劳动者教育年限。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 11.21年，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教育年限是7年左右，而新进入劳动市场的劳动者平均教育年龄是14年以上，所以有效劳动数量实际上在逐渐增加。

不仅是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全球有53个国家人口老龄化，这53个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前十年和后十年，其人均GDP的增长基本没受影响；而且所谓的“未富先老国家”——人均GDP还没有达到美国50%的人口老龄化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以后，经济增长速度还在加速，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在加速。

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不是黑天鹅事件，而是政府预期人口老龄化后劳动数量会减少，因此增加了教育投资，有效劳动数量增长了，所以经济反而增长更快了。

截止2024年底，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1.21年。尤其是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超过14年，能有效缓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但是国外这么说，国内也跟着这么唱，大家都觉得经济下滑都是自己体制机制造成的，而且有些问题都是结构性问题，很难改，当然就对未来经济增长没信心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学界、媒体把这个话讲清楚。

突破理论桎梏，采取更积极的货币财政政策，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更快增长

另外，我们要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更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必须先在理论上突破。

现在限制我们采用积极货币政策的理论模型认为，货币是中性的，积极货币政策带来的结果只是通货膨胀。我在倡导新结构经济学，我研究了这些理论模型，它们的假定前提是经济周期波动，生产力水平不提高。在此情况下，货币政策是周期政策，一旦增发货币，最后就变成通货膨胀。但是我们的经济是不断增长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如果增发的货币是用来支持让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那么只要货币增发的速度不高于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规模扩大的速度，通货膨胀就不会增加，所以货币是非中性的。

我们必须在理论上突破，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用结构性货币政策，给予增长部门更宽松的信贷，促进经济更快增长。

第二，财政政策也要更积极，但同样需要理论突破：其一是认为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其二是所谓李嘉图等价。

研究经济理论的都知道，只要赤字的增长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不会影响政府的支付能力，这是学界普遍认识。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是欧元区国家提出的财政纪律。欧元区国家货币统一了，但财政没统一，他们担心有些国家财政赤字过大，超过前面谈到的1960-2008年间年均3.1%的增长速度，赤字货币化造成通货膨胀，使得财政赤字小的国家多支付通货膨胀税，于是要求欧元区国家的赤字不能超过3%。这是欧盟区特殊的货币和财政安排，但这一安排并没有普遍性意义。

我们经济增长速度超过5%，那为什么我们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这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我们的财政赤字是用来投资有资产担保的项目的，不像国外的财政赤字是用来消费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突破的是李嘉图等价。现在的财政教科书说，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投资，即使现在能创造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但是政府财政赤字增加了，将来为了还债，就要提高税收；但老百姓是理性的，即使现在有就业有工资，但预期将来税收要增加，他们为了平滑消费，就会增加储蓄，最终结果是：政府的投资支出虽然增加，但老百姓的消费支出减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总需求没有变化，因而经济无法走出危机，结果只是财政赤字增加，这就是李嘉图等价。

中国经济界需要突破理论桎梏。李嘉图（1772-1823）等价命题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

但是李嘉图等价跟我前面讲的货币模型一样，也是假定GDP不增长、生产力水平不提高的。很明显，我们的经济在增长，生产力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如果我们把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用来投资于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大项目，比如基础设施，投资创造了就业，将来危机过后由于增长瓶颈的消除，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增长加快，政府财政税收也会随之增加，于是政府可以用未来财政税收增加来偿还现在的债务，政府并不需要额外增加税收，老百姓也不会增加储蓄来抵消政府支出，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有效刺激总需求，帮助经济走出危机，李嘉图等价就不存在了。

实际上我们曾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成功抵御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前，中央政府的负债占GDP的比重是25%；为了抵御危机，中国建了很多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电站等等，政府负债到2002-2003年增加到36%。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虽然这段时间政府的税率在下降，但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重新下降到25%。

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政府投资于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中国经济在2001-2003后的增长加速，在税率下降的情况下，由于经济增长加速带来的税收增加能够帮助消化债务。这说明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能够帮助经济更快走出低迷。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机会，有增长的潜力。要实现比5%更高的增长速度是有可能的，但要克服我们的认识，包括对当前经济下滑原因的认识，以及对我们政策手段应用空间的认识，这个认识需要理论的创新。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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