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我高兴的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者的接纳和重视。

2012年9月，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访问中国，为了和我讨论如何将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应用于卢旺达的经济发展，特地在中国多停留了两天，以便等我从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会议回来和他面谈。

2013年2月，我率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到坦桑尼亚访问，坦桑尼亚的总统贾卡亚•基奎特邀请我担任顾问，为新建立的工业园区出谋划策。2014年1月，塞内加尔总统麦基•萨勒为表彰我对发展学理论的反思和推动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授予我国家功勋勋位高级骑士团司令勋章。在2014年7月我访问埃塞俄比亚时，新任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给我颁发奖牌表彰我对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的贡献。

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来，当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100多年里，经济学研究在我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独占鳌头，但我国经济学家对当代经济学的思潮和发展方向的影响还很有限。

社会科学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就越大。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重要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越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成就。

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英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同时也是世界上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生长或生活在英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当然多出于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的重心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也逐渐出自美国⑸。中国只要沿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建立有效的市场并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挖掘增长的潜力，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已经指日可待。

随着中国经济成为世界最大、最有影响的经济体，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中国来，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盼望经济学界的同仁们能以此为目标，一起努力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做贡献。

注释：

⑴Lin, Justin Yifu and David Rosenblatt,  “Shifting Pattern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Rethinking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2012, pp. 1-24.

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包括林毅夫，《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和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⑶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的政府由于预算有限，对基础科研的支持是需要有所选择的，所以，虽然形式不同，发达国家的政府其实是一直在用产业政策来支持经济发展的。以大家津津乐道的乔布斯为例，1976年推出的苹果I型计算机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的计算技术的研发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资金支持而研发出来的大规模储存技术上的，乔布斯的天才在于把这些新技术组合开发成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值得一提的是苹果公司在未上市之前，除了得到风险投资的资金之外，也得到美国小企业局50万美元的风险股本投资。同样，Google的计算技术也是来自于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对美国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在美国的各种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中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Mariana Mazzucato 2014年出版的新著《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⑷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

⑸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祝贺创刊40周年”，《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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