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回顾《船歌》的创作历史，反思个体独创论的真正意义不在破坏，而在重建。既然个体独创并非文艺创作的真实源泉，那么我们也不必用天赋人权的观念去神化著作权，它应当只是保护创作和协助作品流通的法律工具；既然作者只是各方争夺作品支配权的一面旗帜，而真正支配作品的权力主体并非作者，著作权的伦理基础便应从创造立场转向分配立场，“走下‘鼓励创造’的神坛，步入‘分配利益’的俗境”，而著作权革新的目的在于矫正现有分配格局下的不公平。

在互联网技术造成的新局面下，在中国国力日益强大的条件下，打破国际资本寡头垄断的产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神话，再掀起一场著作权的革命，恢复被贬损的劳动和劳动主体的地位，是中国法制建设担负的前人从未做过的光荣使命。传统民间文艺的保护，可以成为启动这一浩大的法制工程的起点。

至于具体实施方案，维基百科(Wikipedia)和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实践或许能给予我们启发。这种基于从自由软件运动发展而来的“著佐权”（Copyleft）观念的方针政策，试图在不与现行著作权基本框架直接冲突的前提下，用自由协议的方式要求演绎作品保持与原作品的自由使用方式，最终促进创作自由。

在传统民间文艺保护上，能否由国家和政府牵头，搜集传统民间文艺资源，建立民间文艺数据库，在承认著作权制度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设计不同的许可协议，即任何人可以自由、无偿地使用该数据库中的资源，但必须承诺以同样的方式与他人共享（share alike）利用该资源创作的演绎作品？这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被割裂的文艺创作又有望回到流淌不息的文化长河之中。这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有利于落实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也将是中国对著作权制度文明做出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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