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杰瑞·穆勒】

泰勒主义是由工程师设计的，但对于作为标准化测量的问责文化的另一贡献，来自会计行业。会计师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24岁时成为哈佛商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他将指标的信息传递给了美国规模最大的组织：美国军队。

麦克纳马拉从商学院教授崛起为福特汽车公司高管、国防部长，最后成为世界银行行长的数十年间，见证了美国商学院的转型。在较早的时代，商学院一直致力于让学生为特定行业和企业的工作做好准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商学院的理想变成了，造就总经理，为其配备一整套独立于特定行业的技能 。

备受争议的“账房先生”麦克纳马拉

按照现在的定义，管理专业知识的核心是一套独特的技能和技术，以掌握定量方法为焦点。基于数字的决策被视为科学，因为数字被认为意味着客观性和准确性。传播这一全新智慧的管理理论家和大师，其地位上升到雪莱形容的诗人所达到的高度：“人类未获承认的立法者。”

此前，“专业知识”（expertise）意味着在特定领域通过职业生涯长期积累的知识，比如在同一机构或企业里顺着阶梯一级一级地往上走，从而累积经济学家所说的“针对具体任务的实用知识”（task-specific know-how）。汽车公司的高管被叫作“搞车的家伙”，也就是在汽车行业度过了大部分职业生涯的人。但这类管理人员，越来越多地被麦克纳马拉式的“账房先生”所替代，他们擅长计算成本和利润率。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将管理转变为一种科学，让有雄心壮志者为美国企业的高管岗位做好准备的尝试，演变成了管理主义的信条。基于经验和深厚背景知识的判断力，其作用遭到了淡化。管理主义的前提是，组织（包括私营公司、政府机构和大学）之间的差异不如相似性重要。因此，所有组织的绩效，都可以用相同的管理技术和技能工具包来优化。我们或许可以把基于经验的判断力和专业知识看成润滑剂，靠着提供“针对具体任务的实用知识”，让组织蓬勃发展。但在指标的魔咒下，管理主义则倾向于忽视这一切（即便它其实并无蔑视之心）。

越南战场：“数人头”，定胜负

麦克纳马拉担任国防部长负责越南战争期间，支持把“敌军遗体数量”作为衡量美国在赢得战争方面取得进展的可靠指标。然而，前线的将军们却很少有人认为敌军遗体数量是成功的有效衡量指标，他们许多人都知道，数据太过夸张，甚至是彻底编造出来的。其结果，用肯内特·库基尔（Kenneth Cukier）和维克多·麦尔勋伯格（Viktor Mayer-Schoenberger）精炼的描述，就是“量化的泥潭”。

麦克纳马拉的五角大楼，按军事战略家爱德华·鲁特瓦克（Edward Luttwak）的说法，其特点是“用民用数学分析，批量化地替代军事专业知识。‘系统分析师’这个新角色，引入了新的知识学科标准，极大地改进了簿记方法，但他们所受过的训练，无法理解军事力量最重要的方面，而这恰恰是最难以测量的”。各武装部队力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可测量的“产出”：空军通过轰炸飞行的次数，炮兵通过发射的炮弹数量，步兵通过敌军的遗体数量，这反映了麦克纳马拉及其同僚在五角大楼里设计的统计指标。但是，一如鲁特瓦克所写道：“在没有前线的战争里，也就是说，地图上没有清晰界限可表明胜利或失败的条件下，唯一可衡量进展的，必然是无法被量化的政治结果，即：对敌人继续作战的意志的影响。”

越南战场：仅从数字看，美军一直在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