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杰弗里·萨克斯、西比勒·法尔斯，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以色列拒绝巴以问题上的“两国方案”， 因为它宣称一个拥有主权的巴勒斯坦国会严重危及自身的国家安全。事实上，正是“两国方案”的缺失才令以色列处于险境中。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土地的非法占领、对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持续的种族隔离统治以及为维护这一统治所采取的极端暴力行动，都令以色列的生存陷入岌岌可危。目前以色列面临严峻的形势，从全球层面的外交孤立到持续的战火，包括战争带来的巨大的经济、社会与财政损失。

以色列基于三个基本理由反对“两国方案”，这反映了以色列社会的一系列意识形态与利益诉求。

首先也是最主流的一种主张认为，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世界无法同以色列共存，前者一心想要摧毁以色列。第二个理由是在以色列正迅速扩张的宗教民族主义群体中的一种信念，即从幼发拉底河到地中海沿岸的土地，包括整个巴勒斯坦，都是上帝许给犹太人统治的领土。我们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分析了这种意识形态并指出，它已经与今天的现实脱节了约2600年。第三种主张旨在关注直接的物质利益，即以色列希望通过持续控制这片土地获得本地区的淡水资源、沿海区域、近海的天然气资源储备、旅游景点和定居点土地的权益。

9月28日，约旦河西岸，一群以色列游客在以军士兵持枪保护下在希伯仑参观游玩。 视觉中国

这一系列出发点不同的动机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以色列长期拒绝妥协的立场。然而，无论是单独拎出来还是作为一个整体，它们都不足以构成以色列反对“两国方案”的理由，从国际法与公平正义的角度来说肯定不足，但就算是从以色列自身的安全或狭隘的经济利益角度出发也是如此。

考虑一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日在联合国重申的关于以色列国家安全的主张。他指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特别是马哈茂德·阿巴斯主席“对以色列生存权和自卫权发动持续的外交攻势”。

内塔尼亚胡演讲结束后，站在巴勒斯坦总理穆罕默德·穆斯塔法身旁的约旦外交大臣艾曼·萨法迪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了内塔尼亚胡的发言：

“在座的阿拉伯世界所有代表都希望实现和平，让以色列生活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能够被所有阿拉伯国家接受并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前提是以色列结束占领、从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允许在1967年6月4日的边界线基础上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萨法迪大臣是在代表穆斯林-阿拉伯委员会的57名成员国发言，这些国家都愿意在“两国方案”的基础上“保障以色列的安全”。萨法迪大臣与巴勒斯坦总理一道阐述了中东地区的和平方案，作为替代内塔尼亚胡发动无休止战争的方案。

2024年5月，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理事会第33届会议发布的《巴林宣言》代表22个成员国再度重申：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承担起责任，继续努力推进和平进程，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公正与全面的和平，这包括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1967年6月的边界为基础，能够依照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决议和既往提案，包括阿拉伯和平倡议，与以色列共享和平与安全。”

许多阿拉伯和伊斯兰方面的和平声明，包括伊朗多次参与签署的伊斯兰合作组织（OIC）的声明，都可以追溯到2002年在贝鲁特发表的阿拉伯和平倡议——这是阿拉伯国家首次提出，愿意在“两国方案”的基础上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这份倡议还宣布，实现和平的基础是以色列从占领的巴勒斯坦、叙利亚与黎巴嫩土地上撤出。

以色列则宣称，就算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希望实现和平，哈马斯也不同意，因此构成了威胁。这里有两个关键的问题。首先，哈马斯早在7年前（也就是2017年）公布的宪章中就接受了“两国方案”。“哈马斯认为，按照1967年6月的边境线，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主权充分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以耶路撒冷作为首都，让难民和流离失所的平民返回他们被逐出的家园，是一份代表全民共识的方案。”

今年，哈马斯再度提出解除武装以换取按照1967年的边界建国。结果，以色列暗杀了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兼停火谈判代表伊斯梅尔·哈尼亚。

其次，哈马斯远远算不上一个独立的行为体。该组织依赖来自外部，尤其是伊朗提供的资金与武器。在联合国安理会监督下实施的“两国方案”将包括解除非国家行为体武装、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提供共同安全安排等内容，这符合国际法以及国际法院最近的裁决，而伊朗也在联合国大会上投下了赞成票。

哈马斯仅仅是以色列固执己见的借口，而不是深层原因。显而易见的是，内塔尼亚胡多年来依靠分而治之的策略，悄无声息地支持哈马斯发展壮大。这一诡计的目标是阻止巴勒斯坦不同政治派别团结起来，阻挠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发展出一份全面建国的方案。数十年来，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目标始终是利用各种借口来阻止巴勒斯坦建国。

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经常宣称，2000年戴维营谈判的失败证明巴勒斯坦人拒绝“两国方案”。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正如许多人，包括克莱顿·斯威舍（Clayton E. Swisher）在《戴维营的真相：中东和平进程崩溃的不为人知故事》一书中详尽描述的那样，2000年戴维营谈判失败的原因是比尔·克林顿在最后关头采取的谈判方式，加上时任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出于政治上的懦弱，拒绝履行《奥斯陆协议》中对以色列规定的义务。

2000年的戴维营峰会上，美国总统克林顿与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左）、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袖阿拉法特（右） 资料图

随着戴维营谈判期限的临近，克林顿与那些公开偏袒以色列的美国谈判代表一样，扮演了不诚实的中间人角色，他们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对1967年边界的合法要求，并敷衍应付巴勒斯坦在东耶路撒冷建立首都的要求。以色列人及其美国支持者突然抛出的“最终方案”根本没有保障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也没有留给巴方代表足够的时间商讨回应与替代方案。随后，美国人和以色列人不公正地将谈判失败归咎于巴勒斯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