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这本书出版之后，曾引发了许多讨论，因为您将现代西方人引以为傲的“文明先发优势”归因于环境和地理的影响。当然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理论。这套理论是否也影响到了您的构思和写作？

戴蒙德：在我的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我追溯了地理和环境对世界历史的长期影响。当然，我不是第一个认识到地理和环境重要性的人。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新奇之处在于，它以全世界人民都能理解的清晰语言，详细综述了地理和环境的影响力。我的书不是专门写给专家学者的。相反，这本书用有趣而简单的文字解释了复杂的主题。

它提供了背景知识，使那些没有穷尽一生研究植物生物学、语言学和地理学具体内容的非专业人士能够理解这些学科。我在书的开头解释了有关史前和动植物驯化的一些基本事实。然后我展示了这些事实如何适用于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以及它们如何造成了当今人类社会的种种差异。

我的书也不仅仅关注现代西方社会。它同样关注中国、日本、非洲、澳大利亚原住民和美洲原住民社会。例如：在中国，你有没有注意到中国两条最大河流的流向是彼此平行的，而不是像欧洲的大河那样从中央山脉呈放射状流出，这一事实有何重大意义？你是否注意到中国并不像意大利、希腊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样拥有很多长条形半岛？而且并没有很多大型岛屿环绕中国近海，比如像英国、西西里岛和撒丁岛那样的岛屿？这些地理事实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你思考过为什么中国北方人一般会比南方人更高吗，而且眼睛形状也不一样？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北方人的门牙背面是凹的，而南方人的门牙背面是凸的？你有没有想过水牛、小米和鸭子对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你注意到中国稻农和麦农的人生态度差异很大吗？这些例子都说明环境和地理因素影响了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在我的书《枪炮、病菌与钢铁》和《崩溃》里有关于中国的章节，从中你可以看到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

戴蒙德及其著作

观察者网：西方的文化左派强调文明与种族的多样性，批判种族主义，尤其是种族优越论。《枪炮、病菌与钢铁》是否也受到了文化左翼一些理念的影响？

戴蒙德：当我最初在1997年撰写《枪炮、病菌与钢铁》时，我完全没有受到现代西方文化左派的影响，他们在1997年还不存在！相反，我受到了新几内亚高地部落土著朋友的影响。

我从1964年开始在新几内亚工作，我的一些新几内亚朋友仍在使用石器，而另一些人在几年前就不再使用石器并终止了部落间的战争，新几内亚人从未发明出自己的文字或建立起中央集权政府。欧洲人、美国人、中国人和印度尼西亚人认为当时的新几内亚人是“原始人”。

但我很快注意到，虽然新几内亚当时的技术水平很原始，但新几内亚人的思想却一点也不原始。他们至少和美国人、中国人一样聪明。那么，为什么新几内亚人最终只会使用石器，而我们欧洲人和你们中国人最终会使用金属工具呢？或者更笼统地说，为什么在现代世界某些人会比其他人富有，在技术上更“先进”？正是这个问题促使我写下了《枪炮、病菌与钢铁》。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5号“祭祀坑”出土的残缺的金面具。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观察者网：病菌与钢铁、枪炮一样，可以极大地改变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您曾经说过，在新冠疫情之下，看到疫情造成的种种撕裂，所以希望这个病毒能倒逼世界的合作，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这场疫情中独善其身。但坦率地说，目前要实现这样的合作恐怕还需要跨越许多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考虑到这样的背景，您觉得目前各国合作抗疫的空间大吗？

戴蒙德：一方面，世界各国必须合作，以战胜新冠疫情，并解决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另一方面，正如你所说，我们要实现合作还有许多政治障碍需要克服。

各国有可能合作吗？当然！各国已经合作解决了许多世界性难题。到1980年，世界各国已经合作根除了天花，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疾病。在1987年，世界各国合作通过了《蒙特利尔协定》，保护地球的臭氧层。所有国家在1978年同意签署《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以减少海洋污染，坚持使用双壳船而不仅仅是单壳船在海上运输石油。所有国家在1994年同意通过《海洋法公约》，该公约将专属经济区和公海两个概念区分开来。

这些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世界各国成功合作解决了这些难题。这给了我希望，使我觉得全世界也将合作解决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其他紧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