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数年前，黄宗智教授与他的“学术知己”周黎安教授相约，双方各从自己的视角诠释对方的理论建构，通过两个理论体系的建设性对话和碰撞，一方面寻求两者的相似点和共鸣点，另一方面提炼出进一步值得探究的理论问题，展现下一步应该努力的方向。黄、周两位教授的“对话”一经发表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以下节选的，是周黎安教授《如何认识中国？——对话黄宗智先生》一文的结尾部分。

【文/黄宗智、周黎安】

我认为，西方理论在中国问题的研究当中具有三个不同的功能。一是分析基准，主要用以对比中国现象与该基准的差异，以此发现中国的特色。

二是预测基准，一般是从西方现代化历程提炼和抽象出来的发展指向(如官僚组织的理性化，市场范围的扩大促进专业化分工和生产效率提高，从“二元经济”过渡到“一元经济”)，根据这个指向，认为中国也将最终收敛于这个基准。注意预测基准仍然是价值中立的，只是认为这个趋势不可避免。比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将自动导致资本积累和生产过剩的危机，这个分析本身是基于理论逻辑和事实分析得出的结论，与个人的价值判断无关。

三是价值基准，即认为西方基准状态是理想状态，或者说西方理论所带有的一个关于未来的理想图景。按照这个基准反观中国，任何与之产生的偏离都将被认为是一个问题，必须予以纠正。西方理论的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个价值基准介入中国问题的研究，即使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对抗这种西方意识形态，其实也是以另外一种价值基准作为基础。

区分西方理论的这三重基准意义是极为必要的，而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的研究经常混淆了三者，尤其是有意无意将分析基准当作了预测基准或者价值基准。黄宗智关于中国农业史和法律史的研究充分说明，西方范式一旦变成预测基准或价值基准，将错误百出。前面论及的关于中国政府的描述和分析也普遍以西方基准(如有限政府、理性化科层制、联邦主义)为参照，且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价值指向，不是从中国政府运行的自身逻辑和取向出发进行双向的有效对话，而更像是单向的“训话”和“指责”。尽管缺乏任何严格的论证，目前的中国研究流行的方法论假设是，中国政府的持续改革方向和目标是最终接近其依赖的理想基准(如理性化官僚制度、形式化和自主化的法治、有限政府)。

我完全同意黄宗智反复强调的观点，应该与西方理论进行建设性对话。西方基准仍然具有重要的认识论的意义，以西方理论作为分析基准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不同特点，进而研究中国政府治理及运行背后的底层逻辑，将中国的治理逻辑与西方治理逻辑进行比较。

黄宗智关于华北小农的分析，实际上借助了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恰亚诺夫的实体主义分析提供的基准，揭示了华北小农的“三副面孔”。基于舒尔茨的小农理论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界定了当今中国广泛存在的“非正规工人”和“非正规经济”，这一看似“悖论性的事实”恰好构成了中国在独特的人口压力下实现现代化的自然路径。(黄宗智，1992，2014a)

我的“行政发包制”理论是借助于韦伯的理性科层制概念，发现了中国政府内部各层级之间的权威关系之中广泛存在的发包关系，寓市场化的发包关系于行政权威之中，从韦伯的科层制逻辑看也是一个悖论性存在，揭示了中国政府运行的独特现象和内在逻辑。

与此同时，我也想强调——黄宗智也反复指出，这里需要摒弃西方理论所隐含的价值规范和意识形态建构，需要警惕西方理论所蕴含的预测指向可能带来的误导和“陷阱”。如果说西方经典理论给我们描述了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却是一个黑白混搭的灰色世界。

黄宗智将这个黑白世界概括为西方理论所构建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如传统与现代，家庭式农场与资本主义大农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理性化的科层制与非理性化的家产制，理性的形式主义法律与非理性化的实体性法律。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理论架构下，关于中国的研究发现了诸多的悖论性事实或混合形态，如市场化下的家庭化兼业经营、“集权的简约治理”“第三领域”“行政发包制”“官场＋市场”等。

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所呈现的灰色世界是对黑白世界的“偏离”而最终将回归到黑白世界，还是灰色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常态？在黑白与灰色的背后是否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逻辑决定色调组合？

当我们看到改革进程受阻，或者远离改革者的预期，我们一般倾向归咎于现存制度的强大惯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抗拒，归咎于改革策略设计的失当，而很少去反思我们对改革目标的设定是否一定恰当。当我们期待将灰色世界“涂改”成白色或黑色，结果越改越乱，这究竟是“涂改”方式的错误还是“涂改”本身的错误，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们很少质问自己：我们在“此岸”大刀阔斧地改革，满心期待去抵达的理想“彼岸”，其实所谓的“彼岸”是否只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一个幻觉？

关键是如何能够既利用西方理论的分析价值，同时又避免其可能的“陷阱”。黄宗智(2005，2018)倡导基于实践和经验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确实，对付西方理论所预设的价值规范、预测指向和意识形态建构最好的“解药”就是扎根于中国的实践，基于中国的历史、实践的经验研究，理论与经验互动，“双手并用”，揭示中国经济社会运行的稳态化特征和内在逻辑。在结合历史、现实与内在逻辑的分析基础上再来讨论如何寻求渐进改革之路，而不是简单地向西方基准看齐。

任何好的关于中国的理论，一定是能够穿透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解释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与不变，揭示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路径的异同。研究中国需要正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正视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图源：网络

结合黄宗智和我个人的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融合了四个传统：一是中华帝国的国家治理传统(包括行政、司法治理)；二是革命时期共产党的军事斗争、群众路线和组织动员传统；三是计划经济时期“自上而下”的目标管理的组织和技术支持、全覆盖的社会渗透力和政策执行传统；四是西方国家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影响。

黄宗智关于农业史和法律史的研究均对这四个传统进行了精彩的梳理和剖析，由此奠定了其理论的深度和广度。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经常忽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基于实践发展出来的方法论、组织文化，以及对当代中国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