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宗智】

中西学术的异同

在写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与《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这两本书的20世纪80年代，我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中英文学术界针锋相对的两大主流理论：一是当时仍然属于中方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主要强调生产关系，以地主相对佃农、富农相对雇农两条生产关系轴线为主进行分析；另外则是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经济学理论，拒绝生产关系（阶级剥削）的论点，聚焦于人口、市场、资本、技术和生产率等的论析。

两者虽然针锋相对，但也有一些意外的共同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虽然是从社会主义的革命视角来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同时也坚决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作先进的、优越于封建主义的方式。因此，中国学界提出了比较独特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建构，将帝国晚期的雇佣关系视作比封建主义租佃关系先进的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方式。众多学者花费了大量的劳动来试图论证这一被认作现代型的发展趋势。

在这方面，西方的学术思路和中国的萌芽思路意外地相似，同样倾向于要在中国的前近代和近代史中发现西方式的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发展倾向，为的是证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乃是普适的，不仅适用于西方，更适用于全球，包括中国。

固然，以上倾向仅是“主流”意见。即便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中，也有偏重生产关系和偏重生产力的不同意见——譬如，当年经济史研究领域特别优秀的两位领军人物李文治和吴承明便是如此。还有过分强调“萌芽”论和不那么强调“萌芽”论的流派，以及许多说到底乃是主要偏重扎实经验主义研究的学者。我在两书中，都连带讨论和考虑了这些不同派别。

同时，西方(以及日本)学术界当然也不是清一色的形式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那么简单。我在两本书中讨论了诸多不同的支流意见。譬如，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的众多不同意见，包括对阶级关系中的“潜在剩余”的独特论析。在日本，除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还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关于村庄社区共同体的论点。

但是，中西双方的主流倾向以及其中的不同点和意外的共同点，还是比较清晰的。读者可以据此来认识当时的学术环境，不要被琐碎的细节混淆了双方主要倾向的不同和交搭，这是认识我这两本专著的核心问题和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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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本专著的经验基础和问题意识

如今回顾起来，我这两本专著与之前的研究成果最主要的不同，首先是经验层面的依据。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双方开始探索建立诸多方面的新的交流，包括学术。美方成立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并从1979年开始通过公开竞争选派学者前往中国做学术研究。

机缘巧合，我成为最先被选的学者之一，并于1980年全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材料。一方面是查阅国内已经有不少人使用的“刑科题本”命案，从中挖掘（比较有限的）与经济史相关的信息；另一方面，我偶然发现了顺天府宝坻县的地方政府档案。后者成为《华北》一书的重要支柱材料之一。

同时，我还有幸获得进入顺义县沙井村的机会，对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期非常系统详尽地调查过的这个村庄进行重访，做跟踪调查，并与多位关键村民长谈。之后，在1983、1984、1985、1988年，我四次深入松江县华阳桥的四个（同样是满铁特别集中调查的）小自然村进行详细和系统的跟踪调查。另外，我还获准进入华北和江南多个地方政府档案馆搜集相关档案。这些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西方学者都不可能实现的研究条件。

翔实精准的满铁资料与跟踪调查，加上地方档案，成为我写作《华北》和《长江》两书比较独特的研究资源，其给予了本领域之前不容易做到的“一竿子插到底”的详细材料。读者将会在书中看到众多深入到一个个自然村和一家一户以及个别人士的丰富、详尽的材料。这是我这两本专著的主要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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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则是我在问题意识上具有比较独特的背景和视野。长期以来，我在感情和理智上一直经受双重文化和双重意识形态的拉锯及斗争。我的父亲是1911辛亥年庚子赔款的留学生（是年排名第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及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深深认同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和传统。我的导师萧公权先生也同样如此。而我的母亲则是来自无锡农村耕读世家的闺秀，不懂英文（但写得一手好字）。我自己因此乃是真正意义的“双重文化人”。

在父亲和导师的双重影响下，我在学术方面的初始研究是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但后来发现，自己对那样的研究一直缺乏深层的感情和理智层面的动力。之后，仅仅为了保留自己的教学职位，为了通过加州大学的终身教职考核，方才勉强“完成”了算是自己的第一本专著《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1972）。

其后，我逐步发现自己内心最关心的问题乃是拉锯于父亲和母亲、美国和中国之间在感情和理智上的深层矛盾，认识到自己最需要做的，是通过扎实的研究来解答、解决心中的矛盾和疑惑。因此在35岁那年，我抽出了两年时间来找寻能够解答这一问题的研究材料，发现了之前较少被使用的满铁所做的大量系统、翔实、精准、可靠的材料。

之后，伴随中美学术交流的开放，遂有机会重访、调查、核实、延伸那些材料，凭借深入的经验调查来解决自己长期以来最为深层的一系列疑问，处理心中至为紧迫的关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美国和中国到底孰是孰非的深层问题。其结果便是这两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