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美国驻苏联外交使团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八千字长文的电报，详述了战后苏联的战略意图和做法，并主张美国政府采取非军事手段加以遏制。

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发表演说，公开指责社会主义苏联，宣称欧洲“铁幕”已经落下，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一年后的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美国把遏制共产主义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

这是人们谈论冷战形成过程时的普遍叙事。但是，这种叙事注重的都是西方单方面的电报和演讲，而没有谈及东西方在事实上的冲突。

人们往往忽略了《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和两大阵营的对峙正式形成是在1955年，而发生在1950年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对亚洲战略格局的改变、对两大阵营的对峙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朝鲜战争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面对的不再仅仅是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而是面对欧洲与亚洲的社会主义联盟。

从战后两大阵营的对峙看，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亚洲社会主义的成长和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互为犄角对抗西方国家态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东西方的这种对峙虽然时有变化，但基本能够维持战略均势。

1954年3月到5月，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总部组织指挥奠边府战役，取得全歼法国占领军精锐部队及伪军1.6万余人的重大胜利，迫使法国于1954年7月在《印度支那停战协议》上签字并从越南撤出全部军队，越南北方获得独立解放。社会主义力量在印度支那开始迅速发展。

1960年12月，以推翻南越政权为目标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美国再度卷入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战争。毫无疑问，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东西方对峙的战略均势向苏东集团倾斜，而此时的中国早已退出了苏东集团联盟，美国被迫从印度支那撤退，战后的战略均势面临失衡的风险。

但此时的中国已经逐渐成长为战后世界秩序的一极。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在对抗苏联霸权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点。美国在全球战略中借助中国的力量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世界舞台上重新强大起来，最后击败苏东集团。

尼克松访华（资料图/维基百科）

所以，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过程绝非是联合国和一系列政府间国际组织成立这么简单，而是在局部战争和国家间博弈中逐渐形成的，而朝鲜战争在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正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胜利，直接把中国推向了世界政治舞台，中国开始以社会主义国家面貌和第三世界的重要代表这样的双重身份参与全球政治。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联合国的四个常任理事国美苏英法决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一致同意邀请中国参加，因为中国是朝鲜战争的重要参加者。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参加。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战后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非凡。当时的中国尚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由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所以，中国成了日内瓦会议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如果当年没有这场抗美援朝战争，很难想象中国能够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这次日内瓦会议。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亚非会议。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会议主要是讨论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等问题。主要目的是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共同抵制美国与苏联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活动。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出席了万隆会议并在会上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资料图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万隆会议是战后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此之前，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已经形成了冷战的局面。而此时的中国虽然还是苏东阵营的一员，但中苏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分歧已经出现。

这次会议提出的共同抵制美国与苏联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标志着独立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不选边结盟的第三世界国家力量开始形成，而中国则是这些新兴国家的重要代表。同时，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也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摒弃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是一切爱好和平、愿意和平共处国家的朋友。

万隆会议预示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将以不结盟的方式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世界政治格局将发生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