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观察者网先后刊载了韩少功所著《“文革”疑症及其前置条件》、及《“文革学”的三大泡沫》及《“文革”后的逆袭与重续》三篇文章，在读者中引发一定反响。本文中，韩少功先生延续了对当前的社会现象的关注，解构了“民主”、“革命”和“公平”的内涵，原载于《参阅文稿》，作者授权刊发。 】

“文革”渐渐远去，弥散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大潮汹涌之中。是全球化冲开了华夏国门，还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入场成就了全球化的升级版，一时说不大清楚。不管怎样，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相信：全球化的第一个时期（1870至1914年）让一个“大世界”变成了“中世界”，新一轮全球化（1989年以来）把“中世界”变成了“小世界”。岂止如此，数年之后他又惊叹：不是“小世界”，简直就是“迷你（极小）世界”[2]。

用农夫脚步和超音速客机分别丈量旅途，当然会有不同的地理学。远在数百或数千公里外的人，眼下通常是“低头族”操一只手机时真正的近邻。

一只手机可以把四面八方的坏消息浓缩成同屏现实。自蒸汽机时代远去，世界图景的清晰度重新降低。美国共和党在最富（如华尔街集团）和最穷的（特别是南部和西部的福音派平民）两极皆有可靠的票仓，使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遭遇难题。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内部的喋血相争，其激烈程度常超过对外冲突，也使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降低声调。大多社会理论都不再理直气壮。一种以金融、媒体、全球化、电子技术等为特征的新资本主义，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对手的反抗。社会重建尚无草图，连腹稿也遥遥无期。在常见的情况里，西方左派党只是要加福利，右派党只是要减税，但捏着选票的男女既要福利又不想交税，相当于既要海吃又要减肥，既要多情又要贞洁，因此左、右派政府都注定短命，只能炒短线。像样的武装斗争更是没处找。新闻镜头里的枪手们脑袋扭得远远地胡乱射击，驾几辆皮卡冲来冲去，像是图一个热闹，业余得如同“文革”中的群众武斗。很多义士如果不是绝望地扔石头、烧轮胎、来一个殃及平民的人肉炸弹，把自己混同于恐怖主义，就只能像墨西哥的“副司令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那样，蒙面，戴墨镜，挂耳麦，讲几种流利外语，擅长使用儿童画和民谣，自称同性恋者和后冷战时代的共产党，还有“代表零（Delegado Cero）”一类禅语。但他披挂的子弹袋里全是假弹，手下的民族解放军扛上木刀木枪——这种“符号的战争”[3]果然使BBC记者和好莱坞影星热血，让革命的真人秀蹿红网络，与阴毛文化、镜头民主、普鲁斯特的哮喘、星巴克的后现代、芯片专制主义等话题同样劲道。但它对知识群体的心理自慰，显然多于对原住民的实惠。在静默无声的航母、无人机、纳米武器面前，这种符号的威猛更像是穷棒子再过一次万圣节。

墨西哥“副司令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

符号一掏一大把，满足了知识从业者们开讲座、发表论文、拿课题费、在全世界飞来飞去的需要，差不多是教育和传媒产能过剩的必然结果。学术高产在很多人那里，就是想办法把一句写成一篇，再把一篇写成一本，但说法并不代表活法，口舌之学成为当下的心身之学。很多人批判消费主义的姿态往往成了消费主义的一部分。谁都在抗议，谁都是异类，谁都渴求爱，但团体情感和天下责任既已成为思想丑闻，社会的“原子化”只能使大家都“代表零”，是“C to C”的一片散沙。媒体被市场化劫持，高成本和求深度的作品不合时宜，“娱乐至死”才是吸金利器，让网虫们刷屏刷到手抽筋。但这个时代的难题多得前所未有。正如美国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近作《西方将主宰多久》[4]中描述的，气候变化将在2025年前使缺水人口从6亿上升到14亿，届时生态移民将是2008年的5倍。空中旅行的普及让病疫扩散得更快更广，世界卫生组织一再警告，新的全球性新型流行病，可能比1918年H1N1流感灭绝5000万人的后果更为严重。20个核国家中的一部分已陷入内部混乱。如此等等，无一不是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也无法独自解决，因此地缘政治和东西方竞争已毫无意义，“废除地理”（莫里斯语）的时刻已经到来。

人类亟需一个世界政府以及新的世界观——但这一罗素和爱因斯坦的建议在很多人看来仍是疯话。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无政府状态一如既往，联合国充其量是个世界级的周天子。世界币、世界税、世界警察、世界工会、世界财政转移支付……这些事务都无从想象；即便进入想象，也只是一些书生说说而已。

说完了，请为自己的咖啡埋单然后走人。

在这里，在本书结束之前，我们也只能挑几条略加讨论。

问题一：民主能否带来公平？

选举通常被视为民主的核心，那么得从这里说起。

A，“相对多数”制——多个候选人中获相对多数票者胜，其弱点是选票较为分散时，获胜者并不被大多数投票者认可。

B，“绝对多数”制——胜者须获得过半数选票，为此可逐步淘汰获票最少的候选人，其弱点是很多投票者被迫一再变更选择，民意可能出现较大扭曲。

C，“多轮对决”制——候选人都进行一对一的竞争，以帮助投票者强化认知和慎重选择，其弱点是可能陷入儿童们石头、剪刀、布的循环困境，选出的不是最优，或选不出最优，形成无效的“怪圈”（数学家查尔斯·道奇森语）。

D，“排序积分”制——即一张选票可投给几位候选人，依排序计算不同分值，如同商业活动中的评星，得星或积分最多者胜。这种选举中几乎没有废票，全面照顾了民意，但弱点是主要候选人被反对派策略性地过低压分后，平庸的候选人倒可能胜出。

……

还有其它一些选举模式，如“比例代表”制（西欧国家议会选举大多采用此法）、“赞成投票”制（13世纪的罗马教廷、美国数学学会、联合国安理会选举秘书长时采用此法）等[5]。一种“砍头削尾”的滤票方法（扣除若干最高分和最低分），意在过滤掉偏激和私情的因素，也常在商业、学术、文艺、体育等专业活动中采用。

一些数学家告诉我们，不用太复杂的数学模型，便可测出候选人A¹、B¹、C¹、D¹可在上述A、B、C、D四种选举规则下分别获胜。换句话说，同样“公正”的选举，可能结果完全不同，N个民主模式互为克星，此民主可以是彼民主的地狱。按大区还是小区选，在选举过程中是否允许公布消息，是否允许媒体造势，也会严重改变选情。也许，正是积多年选举经验，18世纪法国数学家孔多塞（Condorcet）早就看出了这种“表决悖论”。美国前经济学会会长肯尼斯•阿罗（Kenneth J.Arrow），日后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的得主，在1951年经严密的数学推理后认定，随着候选人和选民的增加，“程序民主”必将越来越远离“实质民主”，不可能产生民主的结果——这一著名的“不可能定理”曾令人震惊[6]，并得到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的肯定[7]。

有关数学分析在此从略，有兴趣的读者可去翻书。

投票者们也许不必被泛函分析和高维拓扑学一类吓晕。世上没有完美的选举，不意味着没有选举更好，不意味我们就应回过头去欢呼独裁。威权主义者的坏消息是，集权制同样经不起数学测算，而且比前者更显得支离破碎，每一个环节都飘忽和脆弱，更像对各级强人的好心肠一再下注博彩，难有可靠的操作规范。两相比较，广义的民主，简约和通俗说法下的民主，仍有通向善政良治的更大概率。如果中国古人在写票不易（文盲太多）、投票不易（交通不便）、计票不易（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情况下，尚能创造谤木、揭贴、谏官、集议、封驳等“土民主”，给集权制注入民意的活血，那么在互联网和高速公路广泛普及的今天，民意采集的制度化和常态化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已获水到渠成之势——这是说可能性。如果说晚清能臣干吏并不少见，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郑观应、袁世凯、郭嵩焘、左宗棠、詹天佑等就其总体质量而言，要历练有历练，要学养有学养，甚至操守不输后人，但仍未能挽王朝于倾颓，可见“走向共和”的制度脱胎换骨无可回避——这是说必要性。不客气地说，在一个承诺社会主义的国家，民主是一条及格线，是现代社会的成人礼，共和国的基础制度和核心制度。民主政治如果未能成为普遍的活力，普遍的秩序，普遍的尊严，普遍的生活方式，一个国家再多GDP也就是一个暴发户，十个指头都戴上了金戒指，把拉菲酒当矿泉水喝，把冬虫夏草当口香糖嚼，能吓得旁人笑脸相迎或左右闪避，却无法赢来真正的信任。要说这种暴发户治家兴业能长盛不衰，那肯定也是一个神剧。

实践大于书本。随便找几个庸官或贪官，那怕是博士出身的，七八个话题走下来，最让他们神色不安的，肯定是去接受一下民主选举或民主测评——这一类观察感受总是比数学更靠谱。太多的事实证明，很多官爷对付集权制已轻车熟路，哪怕对付锄庸拔贪的猛药也有足够的耐药性。他们能使“咨询”“调研”“协商”“民主整风”一类，变成热热闹闹的过场和摆设。稍稍动一下脑筋，他们也能小心地编织人脉（应对考察），频繁换岗（经营资历），虚功实做（伪造政绩），豪言悦众（笼络民心），接上“天线”（打通捷径）……他们做这些有的是时间和机灵劲儿，其精深功夫总是使真正的贤才边缘化，更严密和更苛刻的选任制也会变形走样。多年来，组织人事部门没少劳累，但诸多闯过了千挑万选的“好干部”“公仆模范”“杰出人才”一转眼就涉案下狱，已为人们见多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