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治：从“不出事”到“要出事”

但是，要想首长重视自己的问题，进而将问题从法律系统导入政治系统却并非容易事。在正式且森严的官僚体制下，大多数上访者是无缘见到首长的，他们顶多能够在国家的信访机构登记，以致事实上大部分的信访案件都是石沉大海。在这个意义上，李雪莲拦到首长的车确实是个意外。

然而恰恰是这种总是见不到首长的现实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信访者的期待——问题之所以无法解决就是因为没有得到高级领导的重视。于是，他们咬定青山不放松，长年累月地利用一切机会接近国家权力的中心，或者试图引起社会关注进而间接影响首长。一方面是对首长解决问题能力的无限想象，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中又总是接触不到首长，这样一种反差恰恰构成了很多信访活动延绵不绝的重要动力。

《我不是潘金莲》中的首长

访民见不到最高首长的原因除了首长森严的保卫系统外，还在于地方政府的百般阻挠。在自上而下的行政考核体制下，社会稳定是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上访特别是越级上访事件的增多无疑是不稳定的信号。为了不让自己在行政考核中处于不利境地，地方政府就要千方百计的阻挠上访趋势的蔓延。为了不出事，地方政府必须使用一切手段。

《我不是潘金莲》剧情：拦截上访群众

在电影中，从市长到县长到法院院长，他们对于麻烦制造者李雪莲采取的手段可谓是软硬兼施。当能够使用强制手段时，他们将李雪莲强制拘留；当考虑到社会和政治影响而不能对李采取强制措施时，他们又要说尽好话，甚至自我矮化。

电影中的这幅画面让人印象深刻：与电影开头法院院长盛气凌人地质问李雪莲的情形相反，在经历过多次上访之后，李雪莲反而成为法院院长欲讨好的对象。只是每一个人心理其实都清楚，这种“奴颜婢膝”并非是真的对当事人的尊敬，而只是一种手段和策略。

《我不是潘金莲》中法官王公道态度的转变

同样是为了不出事，地方政府官员必须要杜绝一切可能的社会风险。当李雪莲在连续十年上访之后突然宣布今年不上访时，地方政府的官员仍然放心不下，“怎么一下子不上访了呢？”

新任的县长硬是要求李雪莲写下不上访的保证书才能放下心来。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这种手段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保证书，万一李雪莲临时改变主意，岂不让放松警惕的各级官员顿时措手不及。毕竟不同于个人行动，官僚系统的行动涉及到各个部门各个层级的协调，必须提前准备才能开展行动。

然而，对于个人而言，地方政府的这种手段却无法获得其认可。“我又没有犯错，更何况上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凭什么要写不上访的保证书呢？”在上访者看来，地方政府的种种策略手段正暴露出他们的脆弱和心虚。正如李雪莲那样，本来放弃上访的她反而被地方政府这种过于谨慎的行动刺激了，她决定再次上访，新一轮的进京上访又开始了。

中央越是重视上访者的权利保护，地方政府越是要维稳、越是不择手段，访民越是感受到自己存在冤屈、越是要伸张冤屈。这样一种“中央—地方—访民”的三方互动在实践中不断展开，最终不断地刺激着访民的上访。

为了得到中央首长的阳光雨露，访民就必须冲破地方政府所编织的网络，即使最初的信访诉求并非针对地方政府，而随着信访活动的展开，访民和地方政府日益成为了博弈和斗争的双方。

地方政府对访民的围追堵截，不仅导致用于维稳的成本大幅度地上升，而且极容易擦枪走火、出现意外后果。在讯情发达的社会环境中，一旦被媒体和自媒体曝光，地方政府就真的要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