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顺差达1.0758万亿美元，创历史纪录，我国也成为首个破万亿美元顺差国。这一规模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

1月6日晚，复旦大学“南土国际金融政策圆桌会第9期”暨“如何看待当前宏观金融形势系列”第2期在复旦经济学院举办。本次论坛聚焦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这一核心议题，来自学界、业界及媒体的多位专家跨界对话，深入剖析顺差背后的结构性成因、全球影响及政策应对路径。观察者网羽扇观金工作室独家报道。

复旦大学“南土国际金融政策圆桌会第9期”会议现场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国家高端智库资深咨询专家、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徐明棋在开篇发言中指出，中国贸易顺差并非短期现象，2018年后呈直线上升态势，2021年起屡创新高，其成因既包括制造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长期出口扶持政策，也与国内消费和投资不足导致的“储蓄过剩”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贸易顺差规模庞大，但扣除服务贸易逆差等项目后，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约3.5%，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

在政策应对方面，徐明棋明确反对通过大幅度人民币升值或全面取消出口退税等激进手段，认为前者需达到1:5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水平才可能见效，且会引发资产价格波动、资本外流等连锁反应，后者则会重创出口企业和就业。他主张聚焦贸易政策调整，扩大非战略性产品进口，降低关税和许可证壁垒，鼓励电商企业搭建海外仓，让更多国外优质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既缓解顺差压力，也让贸易伙伴分享中国市场红利。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田素华从结构视角分析指出，中国出口产品正从劳动密集型向高新技术产品转型，汽车、集成电路等产品出口增长显著，而传统纺织、玩具等品类呈负增长。他认为，顺差扩大与全球经济复苏脆弱、地缘政治冲突等外部因素相关，数据显示地缘政治冲突与中国贸易顺差的相关系数达0.69。田素华建议，应通过主导全球经济治理、发展海外直接投资、推进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方式，构建“有进有出”的良性循环，同时警惕房地产周期拖累和AI投资泡沫破灭后的产能过剩风险。

业界专家则从市场实践角度提供了新观察。益盟股份首席战略官、上海壹评信息技术总经理梁宇峰基于上千家上市公司财报分析指出，中国出口企业已形成生态化竞争优势，产业链协同升级效应显著。他预判人民币长期将呈现升值趋势，2032-2035年可能达到 1:5左右的水平，同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出口多元化提供了重要支撑，形成了更广泛的全球化2.0格局。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所联席所长芦哲聚焦贸易结构变化，数据显示2025年前11月美欧占中国顺差比重已从2018年的92%降至不到50%，而 “一带一路” 国家占比达43.6%，这一转变增强了中国在贸易博弈中的主动性。他强调，加工贸易占比从93%降至23.7%，使得贸易摩擦对就业的冲击显著减弱，但国内企业“内卷式竞争”导致的低利润率问题仍需解决。芦哲建议，应通过推进统一大市场优化竞争结构、防范产能过剩。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会副会长李志远从理论层面反思指出，贸易顺差本质是短期不均衡现象，不应作为政策目标，长期应聚焦贸易总额增长和福利提升。他主张继续强化出口竞争力，但需设定合理边界，避免过度竞争损害劳动者权益，同时通过扩大进口促进内需和生产率提升。

申万宏源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海外组组长陈达飞博士则借鉴日本产业外迁的经验，提出“出海”是破解顺差难题的关键钥匙。他认为，全球贸易失衡内嵌于全球货币体系失衡，美元权力与美国贸易逆差互为镜像。

展望未来，中国制造从出口到“出海”是大势所趋。微观上有助于企业提高利润率；宏观上，对内助力“反内卷”，对外重塑我国的经常账户结构，提升“主要收入”在经常账户顺差中的比例，缓解全球贸易关系中的“张力”。这一情形类似于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日本经验。不同之处在于，日本“双循环”中，外循环是“火车头”，而我国内外循环的关系会更加平衡。

论坛最后，主持人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杨长江教授总结指出，大规模贸易顺差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其引发的外部压力倒逼政策调整，将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他认为，近期要考虑推动贸易领域的制度性开放来扩大进口；同时，相较于短期难以见效的扩大内需和存在风险的汇率快速升值，通过“走出去”将贸易顺差转化为收入项下顺差，是更具可持续性的路径，但需防范产业空心化和地缘政治风险。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中国贸易顺差问题的核心是结构性失衡的外在表现，需通过短期贸易政策调整与长期结构改革相结合的方式应对。既要保持出口竞争力，又要扩大高水平进口；既要化解外部保护主义压力，又要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活力，最终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贸易平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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