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赵教授，我想问一下您是否愿意回应刚才那位嘉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

赵海：是的。首先，恕我直言、出于对各方的尊重，我想把整个背景讲清楚一些。因为也许从一位参议员、从美国的视角来看，中国显得“强硬”“咄咄逼人”。但在很多方面，中国实际上是在被动应对挑战。

正如你所知，你最近刚到过台湾地区。台湾岛内的政治环境正在恶化，言论自由受到压制，那些敢于公开反对民进党的人士正在遭到逮捕。同时，中国大陆的反应始终是发生在台湾“台独”分子试图推动极为激进议程之后的。这些议程不仅威胁中国的安全，也同样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因此，我认为中美双方是有可能建立某些机制，形成一定程度的战略再保证，从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前提条件在于，我们也必须密切关注岛内正在发生的事情，防止有人试图破坏中美之间可能达成的这种共识或安排。

此外，在菲律宾问题上，中国曾与上一届菲律宾政府达成过协议，而新一届政府基本上撕毁了这些协议。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采取进一步行动，试图遏制局势继续倒退。

至于你提到的其他问题，我尤其想强调人工智能。在我看来，这同样不是一个零和博弈。一方面，它或许确实构成某种战略竞争，正如刚才陆克文大使提到的那样。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随着人工智能能力的快速跃升，这已成为一个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尤其是在特朗普总统提到大规模建设数据中心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对全人类的共同安全构成威胁。这并不是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或者把中国排除在外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应当重新建立政府层面的对话，同时也恢复民间层面的交流，探讨如何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如何将其对两国社会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并思考如何推动人工智能发挥建设性的力量，同时努力对其加以有效控制。

艾利森：回顾我自己对这一问题的长期研究，如果你纵向来看这段时期，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两位最高领导人必须对彼此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这种竞争所受到的约束，有足够清醒、现实的认识。

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在最高领导人之下，至少有一到两个层级的核心助手，彼此能够保持持续、坦率、私下的沟通，就潜在的误判与风险不断交换意见。

让我举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之间，逐步建立起了一套足够顺畅的沟通网络。以至于每当某些事情即将发生时，双方都会事先通气，提前讨论，而不是突然给对方制造“意外”。他们甚至会提前讨论：如果某件事情发生，该如何加以管控。

如果你对比两个案例，就会看得非常清楚。一是佩洛西蹿访台湾——在我看来，这是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一次鲁莽行动，不管怎么说，它直接导致了美中关系在随后一年里陷入极为糟糕的状态。另一个案例则是赖清德当时“过境”美国的安排。在后一个案例中，中美两国政府事先进行了私下沟通，讨论了这一事件可能对最高领导人之间关系造成的冲击。双方都很清楚，对他们来说，赖清德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触发事件的威胁，可能引发双方都不愿看到的事态升级。

这就是在一个运转良好的世界中，外交应有的样子。遗憾的是，在当前的美中关系，这种外交机制依然在缓慢发展中。

现场媒体提问：今天这个小组讨论中，我们多次提到了台湾问题。但我注意到，今天下午在大会主会场，讨论的焦点其实更多集中在格陵兰岛。我的问题是：格陵兰岛未来可能发生的控制权或主权转移，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对台湾问题的潜在解决产生“外溢效应”或连锁影响？或者，顺着艾利森教授刚才的观点，如果中美两国、两支军队本身并不具备主动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意愿，那么在特朗普总统剩余三年的任期内，北京与华盛顿是否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某种外交上的“默契”？例如：中国大陆不阻止美国将至少40%的先进芯片制造能力从台湾岛转移至本土，而美国则在台湾地区的政治前途问题上，给予中国大陆最终决定权，或者至少允许中国大陆为台湾地区的政治选择建立某种“护栏”机制。

主持人：这道问题谁愿意来回答？或者先请艾利森教授？

艾利森：有一点我可以非常确定地说，至少就我目前的观察而言——我甚至和一位同事为此打了个赌——几乎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你来告诉我“特朗普总统说了某某话”，而我会回答说，“这不可能，这不可想象，这绝不可能发生”。

他是一个极度不可预测、而且行为相当跳脱的人。他的可能性区间几乎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

但第二点，我认为中美都清楚地认识到，台湾问题是一个潜在的引爆点，一旦出事，会对中美双方都构成重大影响。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双方讨论过的议题，而且当时双方在某种程度上形成过一些共识。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近日接受采访时声称，美方目标是将台湾40%的半导体供应链转移至美国本土。 视频截图

我认为，在接下来的互动中，这仍然会是一个持续被讨论的问题。中美双方都会把赖清德以及他尽可能推动所谓“进一步独立”的努力，看作是对双方都构成威胁的因素，并且会以几乎类似的语言来讨论这一问题。

因此，我完全可以想象，在我们结束这段历史进程之前，会出现中美第四份联合公报，而且这份公报的约束性可能会比以往更强。至于这种安排最终会导向什么样的具体结果，我并不知道。这是一个需要外交领域中富有创造力的人去探索的空间。

主持人：赵教授，请您简短回应一下。

赵海：实际上，艾利森教授刚才提到的，正是我也想说的内容。或许在最理想的情况下，确实可能出现第四份中美联合公报。

但除此之外，我想把一个基本事实讲清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问题从来不在于中国大陆是否要去“夺取”台湾，而在于岛内的“台独”势力是否试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正是这种分裂行为，才构成中国大陆可能使用武力的前提条件。这也是《反分裂国家法》所针对的唯一情形。所有的历史文件和法律文件都清楚地表明并确认：台湾在统一的主权意义上，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正因为如此，一些人试图将台湾问题与所谓美国总统“下令绑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或者格陵兰岛主权转移之类的情形进行类比，这种类比是站不住脚的。台湾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实体”或“主权分立”的问题，它与这些情况在性质上根本不可比。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