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公司针对原副总裁韦方的经济问题，于2020年4月报案。法院审理查明，韦方通过其实际控制的财税咨询公司，与百度签订多份虚假的财务尽调、税务咨询申报等协议，累计侵占单位资金979.2万元。韦方被以职务侵占罪判刑六年。

近年来被查的互联网企业高管，还有滴滴出行母公司北京嘀嘀科技公司的高级技术总监于晓声，其收受供应商77万余元及奔驰轿车一辆，被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刑五年。

基础岗位出现“小官巨贪”，企业反腐需推进体系建设

除了企业管理层，采购、运营、审批等业务岗位也成为腐败频发地带。涉案员工往往掌握部分资源管理和审核权限，利用商家入驻签约、业务评级等职权，为他人提供便利并非法获利。

近年来的相关裁判文书显示，知名互联网企业涉及受贿、侵占等犯罪而被判刑的工作人员有：

京东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员工张国强，字节跳动公司负责管理相关公众号的员工路恒，百度旗下的百度钱包客服热线主管张飏、百度网讯科技公司销售主管贺某，拼多多旗下的直播短视频招商运营总监金某、“多多买菜”招商经理范凯、电商平台招商总监李喆，腾讯公司的视频游戏中心内容运营组员工宋健、音乐频道的运营编辑李煜、腾讯云销售人员王宇，美团业务员高超、丁宝玉……

上述案件中被告人的涉案金额，大部分为数十万元，金额少的数万元、多的数百万元。

北京字节跳动公司的“餐饮专家”高传峰，负责引入餐饮供应商等工作，被查出向供货商索取钱款共计1024.7万元，2021年被北京第一中院判刑六年。

与高传峰相比，阿里巴巴旗下电商平台的基础岗位运营人员王某更是“小官巨贪”的典型。王某负责家具类官方旗舰店入驻的初审业务，他将手中的这个权限变成了“生意”。据央视2024年5月披露，杭州警方侦查发现，共有400多家商家通过了王某的违规审批，涉案金额达1.3亿元；王某本人通过发展8条下线，其违法所得超过9200万元。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贪腐案件主要涉及三项罪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

为加强企业内部的反腐败、反舞弊，以“大厂”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陆续成立监察调查部门。比如腾讯的反舞弊调查部、字节跳动的企业纪律与职业道德委员会、美团的“重案六组”、百度的职业道德委员会、京东的内控合规部等。

刘强东曾面对电视镜头表示：“你敢贪公司1万块钱，我就宁愿花100万、花1000万去调查你。”  

2025年6月23日，京东发布2024年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该报告显示，京东集团2024年调查贪腐案件221起，包括商业贿赂191起、职务侵占30起，有20起移交司法机关的案件在报告期内审结。

2025年3月，抖音集团通报称，2024年共有39人涉嫌违法犯罪，被集团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据腾讯集团反舞弊调查部通报，2024年查处触犯“腾讯高压线”的案件一百余起，一百余人被解聘，二十余人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其中5人已判刑。

从2019年至今，腾讯共发布“反舞弊通报”6次。澎湃新闻统计发现，近六年来，腾讯反舞弊调查部查处违反“高压线”案件超过390起，辞退550人，移送公安司法机关超过115人，通报时已判刑的人员累计24人。

2024年11月，微博发布反舞弊通报：2021年至今发现并查处员工舞弊案件9起，17人被解除劳动合同，其中10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企业之间的互动协作也在加强。2017年2月，京东、腾讯、美团、百度等企业倡议成立“阳光诚信联盟”。这是一个企业反腐败与合规服务平台，其中一条核心规则是——不录用存在职业道德问题的失信人员。

在北京市海淀区，聚集了数字经济和信息产业的众多互联网企业。2025年5月，海淀区法院发布《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白皮书》。

据海淀区法院通报，近五年该院审理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127件，涉案金额3亿余元，近三年案件量呈回涨态势，其中受贿型犯罪占比最大；在“互联网+行业”的新业态模式下，企业内部的犯罪隐蔽性强，贪腐链条复杂化，“部分重点部门‘小官巨贪’现象亦不容忽视”。

海淀区法院建议完善外部制约机制、构建反腐法治保障，同时也要强化内部监督，推进互联网企业廉洁体系建设。

中国互联网协会行业自律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张珊珊呼吁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由司法机关、互联网协会、互联网企业构建多元共治格局，“共同构建清朗、健康、廉洁的互联网行业生态”。

7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三支队副支队长蔡晔在通报相关典型案件后表示，商业贿赂行为严重侵害企业合法权益和市场经济秩序，最终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既需要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也需要企业构建科学严密、措施严格的廉洁体系，从制度上切断权力寻租路径。”

（注：相关案例内容来自中国裁判文书网）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