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乔治·帕克 译/ 听桥】

新冠病毒到来时，发现了一个基本状况危险的国家，并无情利用了那些状况。腐败的精英阶层，僵化的官僚体制，冷酷无情的经济，四分五裂且心烦意乱的公众，——这些慢性病多年来一直得不到治疗。我们早就学会了别别扭扭地容忍这些症状。要用如此规模的一场大流行病和与这流行病的亲密接触，那些症状的严重性才得以暴露，使美国人震惊地意识到，我们眼下属于高风险类别。

这危机要求我们在全国层面快速展开理智的集体行动。但相反，美国的应对是巴基斯坦或白俄罗斯式的，就像是个基础设施败坏、政府功能失调的国家，其一众领导人太过腐败和愚蠢，乃至于无法阻挡大众蒙受苦难。行政分支浪费了无法挽回的两个月准备时间。总统有意视而不见，嫁祸他人，夸夸其谈，谎话连篇。从他的喉舌那里，则冒出一个又一个阴谋论和神奇疗法。一些参议员和企业高管行动迅速，但不是要预防即将到来的灾难，而是要从中获利。当有政府医生试图警告公众有多么危险时，白宫拿走了话筒，把那条消息政治化了。

在没完没了的3月间，美国人每天早上醒来，都发现他们自己成了一个失败国家的公民。没有全国性计划，根本没有一以贯之的指导方案：家庭、学校和办公场所都被告知，它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关闭和寻求庇护。检测工具、口罩、医护服装和呼吸机的供应严重短缺，各州州长恳请白宫提供这些物品，遭搪塞后，又向私人企业发出呼吁，而它们无法交货。各州和各市被迫陷入投标大战，这让它们成了漫天要价和企业逐利的牺牲品。民众拿出他们的缝纫机，竭力维持医院工作人员的健康和病人的生机。俄罗斯、台湾和联合国向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国，一个陷入彻底混乱中的乞丐国家，送来了人道主义援助。

唐纳德·特朗普几乎完全从个人和政治角度看待这场危机。因为担心连任，他宣布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为一场战争，而他自己是战时总统。但他令我们脑海中浮现的领袖，是法国将军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etain）元帅。1940年，德国击溃法国防御力量后，贝当与德国签署了停战协议，随后组建了亲纳粹的维希政权。特朗普就像是贝当，与入侵者勾结，将他的国家抛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2020年的美国更像是1940年的法国，已经用一场崩溃令自己目瞪口呆；相较于一位可悲的领袖，这场崩溃来得规模更大、程度更深。

未来，人们在剖析这场大流行病时，可以借用历史学家、抵抗运动战士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对同时期法国沦陷的研究，称其为“不可思议的失败”（Strange Defeat）。

尽管在全美国，个人展示勇气和牺牲的例子数不胜数，但失败是全国性的，而且理当迫使我们提出一个大多数美国人从不曾必须问到的问题：我们是否足够信任我们的领导人和彼此，可以召唤人们以集体方式应对某次致命威胁？我们依旧有能力实施自治吗？

从9·11到金融危机

这是这个短促二十一世纪经历的第三场重大危机。

第一场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那时，美国人从精神上讲还生活在前一个世纪，经济衰退、世界大战和冷战的记忆依旧强悍。那一天，中部农业腹地的民众没有将纽约视作理当承受那般命运的外邦移民和自由派人士的熔炉，而是视作一个为整个国家承受了打击的伟大美国城市。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消防队员驱车八百英里，为在世界贸易中心废墟的救援行动施以援手。市民的本能反应是共同哀悼，齐心动员。

党派政治和危害严重的政策，尤其是伊拉克战争，抹去了国家团结的意识，催生了对精英阶层的怨恨，这种怨恨从未真正消失。发生在2008年的第二次危机加剧了那种怨恨。在最顶层，金融崩溃几乎可以被认为是一次成功。国会通过了一项两党都接受的救助法案，挽救了金融系统。即将离任的布什的行政官员与即将上任的奥巴马的行政官员展开了合作。美联储和财政部的专家们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防止了第二次大萧条的发生。一些最重要的银行家遭到羞辱，但没有被起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保住了自己的财富，一些人保住了工作。没过多久，他们的业务就回归正常。一位华尔街交易员告诉我，那场金融危机早就成了“减速带”。

身处中间层和底层的那些债务缠身，失去了工作、房子和退休储蓄的美国人，感受到了所有挥之不去的苦楚。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从来没有恢复元气，在那场萧条中成年的年轻人注定比他们的父辈更加贫穷。不平等作为197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人生活中的一支基础性的无情力量，变得更加严重了。

第二场危机在美国人中间，在更上阶层和更下阶层、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大都市人和农村人、土生土长的人口和移民、普通美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之间，制造出了深刻的隔阂。社会关系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情况已有数十年，现在它们开始撕裂。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一些改革举措尽管在医保、金融监管、绿色能源等方面意义重大，但仅有权宜之效。过去十年的长期复苏，富了企业和投资者，但欺骗了专业人士，且将工人阶级更远地抛下。经济衰退的持久影响是，加剧了两极分化，令权威，尤其是政府的权威，声誉扫地。

两党都迟迟未能领会到，他们的公信力丧失了多少。即将到来的政治是民粹主义的，其先兆并非贝拉克·奥巴马，而是萨拉·佩林（Sarah Palin），这位毫无准备到荒谬程度的副总统候选人对专业知识嗤之以鼻，并陶醉在名人效应中。她是唐纳德·特朗普的“施洗者约翰”（John the Baptist）。（萨拉·佩林，生于1964年，2006年12月至2009年7月间担任阿拉斯加州州长，是该州历史上最年轻且为女性的州长，共和党人。施洗者约翰，是公元一世纪早期的一位犹太巡回传教者。——译注）

特朗普行政分支：谎言和腐败

特朗普是作为共和党建制派的反对者登上权力宝座的。但保守派精英阶层和这位新领袖之间很快达成了谅解。无论他们在贸易和移民之类问题上有何种分歧，他们的基本目标都是共同的：为谋取私人利益而赤裸裸地开掘公共资产。那些希望政府尽可能少为共同利益做事的共和党政客和捐款人，可以与一个全然不知如何统治国家的政权愉快共处，而且自己充当了特朗普的仆人。

特朗普就像一个在干燥的田野上扔火柴的男孩那样肆意，开始牺牲美国人残存的市民生活。他甚至从来都没有假装自己是整个国家的总统，而是挑动我们，围绕种族、性别、宗教、公民身份、教育背景、地域，以及——在他上任以来的每一天——政党问题，互相争斗不止。他的主要统治工具是谎言。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人将自己锁在一个布满镜子的大厅，认为那就是现实；有三分之一的人因坚持认为真理可知，而自己发疯了；另有三分之一的人甚至放弃了尝试。

持续多年的右翼意识形态攻击，两党都在推动的政治化，加上持续的资金缺乏，已严重戕害特朗普斩获的联邦政府。他开始着手摧毁总统这项工作，破坏专业的公务员队伍。他赶走了一些最有才华和经验的职业官员，留下一些重要岗位无人填补，并安插了忠于他的人士充当政委，凌驾于饱受恐吓的幸存者之上，目的是：服务于他自己的利益。他的主要立法成果是减税法案，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行动之一，这部法案为大企业和富人送去了数千亿美元。受益者成群结队，到他的度假胜地消费，排队为他的连选提供资金。假如撒谎是他运用权力的手段，那么腐败就是他的目的。

这就是呈现在新冠病毒面前的美国景观：在繁荣的城市，一群与全球各处联络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依赖一群朝不保夕、隐匿无形的服务业工人；在农村地区，衰败的社区反抗着现代世界；在社交媒体上，不同阵营之间充斥着相互仇恨和无休无止的谩骂；在经济领域，尽管就业充分，但成功的资方和受困的劳工之间存在巨大且不断拉大的差距；在华盛顿，一个由骗子和他智力破产的政党，在领导一个无效的政府；在这个国家各个地方，弥漫着一股愤世嫉俗的疲惫情绪，你看不到人们有共同的身份或未来。

假如这场大流行病真的是一种战争，那么这将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第一场。侵略和占领暴露了一个社会的断层线，夸大了在和平时期被忽视或被接受的东西，澄清了基本的真相，扬起了被掩埋的腐烂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