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译文/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 夏青】

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的一切让人们形成了惯性思维，认为不可能再发生世界大战。核武器引起了人们对地球毁灭的恐惧，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不再习惯于通过军事对抗来解决与他国关系中的问题。只要有足够的资源，某些核武国家就尽情地借他国之手间接参与军事活动，而不会直接参与，这样可以让不和平的原子弹安分守己。

但是，最后还是让人们失望了——即使不再发生世界大战，也会无限期地发生具有一定紧张性的小规模局部冲突。大国之间不断进行试探，看看对手的薄弱之处在哪里，哪里就能“推一把”对方，在这场无休止的、非淘汰制的比赛中获得额外加分（顺便提一句，这场比赛的胜负结果出乎意料——其中一位选手直接退赛了）。这样看来，上世纪的冷战“混合”程度的复杂性并不亚于我们今天在国际舞台上看到的混合战争，尽管那时候没有人想到过用“混合战争”一词。

然而，世界大战的“世界性”并不体现在战争发生的时候，而是体现在战争结束后回溯历史的时候。

1914年夏秋季的大规模动员并没有把欧洲人召集到“世界大战”的前线。当时，人们对冲突持续时间的评估比较乐观，以为圣诞节之前就能回家。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战争特点是频繁、残酷但有限，人们对这种为了解决国家关系间的问题、以及完善权力平衡的修正战争有了惯性认识，他们不相信会发生具有彻底破坏性的对抗。然而，随着伤亡人数的飙升、战斗规模的扩大、战斗后果严重性的提高，人们逐渐清醒了。

上世纪初，欧洲的政治家们沉浸于幻想中，他们相信，在既定的关系框架内——尽管音调已经严重不谐，但这仍然是一场“欧洲的音乐会”，仍留有余音，即使需要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一些不可挽救的情况总能避免发生。今天，对核武器威慑功能的信心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它们一定能够避免一场世界大战。但这意味着什么呢？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行动中的三个目标是什么，截图来自《侧面》网站

注意那些手

罗马教皇将乌克兰的冲突描述为一场不会很快结束的世界大战，因为已经有许多双“手”和利益参与其中。教皇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大国之间公然竞争的所有特征都体现在这场战争中。核武器的存在让这场竞争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这并没有降低竞争的激烈性和破坏性。

这场对抗的形式本身就具有其特殊性。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领导者——间接参与了对抗，但表现得十分积极，还雇用了交战代理人。俄罗斯正在独自作战，在战场上与美国的代理人直面交锋。而中国作为旁观者，采取了平衡策略，但十分重视这场对抗的结果。尽管中国明确表示不愿贸然出击，但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在这场冲突中取得了成功，将对中国不利，因此需要谨慎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对这三名玩家来说，赌注是下一阶段在国际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不得不说，在这三个国家中，俄罗斯冒的风险最大。因为首先，俄罗斯直接参与其中；其次，实际上是俄罗斯主动发起了冲突，用这种形式解决与他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却没有完全正确地预估事件将如何发展下去。

欧洲作为这场冲突中的另一名参与者，其角色比较特殊。欧洲不是为未来的地位而战，而是为保留住——这是不现实的——原来的生存方式而战。不允许修改“基于规则的秩序”，是整个西方国家共同的口号。但对美国而言，这是在宣扬自己的主导地位，原则上美国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确保其主导地位的。对欧洲来说，旧体制的消亡意味着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这种舒适的、为其带来成就的政治模式消失了。

即使假设西方得到了最理想的结果，欧洲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的变化也回不到欧洲一体化的黄金时期。欧洲的主要国家陆续认识到，他们需要发展自己的能力。我们暂时还不清楚欧洲能够联合到什么程度，欧盟未来的计划问题也是未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冲突继续，对欧洲是最有利的。不可抗力的因素引发了欧洲内部的争端，提高了经济成本，但同时也增强了欧洲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对抗中的主要行动路线是由美国决定的，欧盟可以暂时不困于战略问题。

这种对抗的配置——我们不谈其他重要参与者的行为，包括印度、土耳其、海湾地区的石油君主制国家、伊朗和其他几个指望获得红利的国家——证实了教皇方济各的预想，即冲突所涉及的利益规模可能等同于一场世界大战。即使有核武器的存在，冲突也可以继续，甚至扩大。的确，核武器为冲突设定了框架，但也足以为一场漫长而激烈的消耗战提供空间。

这一切对于有意决定在2022年2月开始进行激烈对抗的俄罗斯意味着什么？

冲突的三大来源

世界大战不管以什么形式进行，其背后都涉及国际等级制度的问题。世界大战中那些具体的冲突都是在一个总框架下发生的，但是，如果某一参与方对其中任意一个冲突赋予了历史、甚至客观存在的意义，那么冲突就会常常变得不理性。对于俄罗斯而言，乌克兰问题就是如此。

特别军事行动至少包含了三场战役，分别对应着三层要素。每场战役背后都有其独特的逻辑和历史，在某些方面，它们相互补充，在另一些方面，它们又相互矛盾。在最开始的时候，军事行动的目标就十分模糊，行动计划也不明确，这些都与这三层要素息息相关。

俄罗斯发动军事行动的直接原因是西方没有遵守俄罗斯在2021年12月提出的长期安全保证条约。俄罗斯表达了对冷战后欧洲政治军事秩序的所有不满，并将其列在最后通牒中。俄罗斯的最后通牒被拒，随后启动了“军事技术措施”，这正好符合世界战争的逻辑。这是第一层。

冲突的第二层要素在于动荡了几十年的共同文明空间中的民族国家建设问题。这一问题与历史和文化环境有关，而历史和文化环境是众所周知的主观因素，不能对它们冷处理。社会上出现的不稳定现象，如民族情绪及由其引起的社会反响，并不是一场理性的地缘政治游戏的最佳前提。

距离军事行动开始前的六个月，在弗拉基米尔·普京发表的署名文章《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中，将冲突的第一层和第二层要素紧紧联系在一起。

第三层是俄罗斯的内部政治问题。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愿望对决定发动军事行动的推动作用有多大，对此我们只能作出猜测。普京经常常提及后苏联时期俄罗斯技术主权弱化和对外依赖性增加的话题。俄罗斯领导人认为，从前的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自给自足的时代即将到来。相应地，必须切断旧时期产生的纽带。这不只是涉及许多层关系的破裂，首先是对国家内部进行重新定位，包括重塑国家的基本设定和社会秩序。当时，休克疗法打开了俄罗斯通向西方的大门。现在，要回到过去，则需要另一种疗法。

在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日历年结束时，俄罗斯在冲突的各方面取得成功的机会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