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官僚化产生于近代绝对主义王权国家，与中国官僚制度有类似之处，但两者本质上名同实异。首先，中国官僚制度背后有一个从战国开始形成的庞大而独立的士人阶层，这个阶层并非像通俗史观所说的那样匍匐于皇权，而是有着作为自己的“规范知识”的道统。虽然现实中普通官吏往往会沦为坐啸画诺、墨守成规的五日京兆，但是士大夫“降而为官僚”终究令人不齿。⁶⁷它既要服务于皇权所代表的权威，也会对皇权形成一定的制度和文化制约，形成一个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⁶⁸近代欧洲的官僚则多是王权的附庸。其次，中国官僚制度从战国秦汉到隋唐科举而形成的客观理性选拔，欧洲到19世纪中晚期才逐渐实现。再次，中国官僚制是国家轴心制度之一，欧洲各官僚体系最终都变成某种形式的代议制下之执行机器。今天学界多有鼓吹西方文官中立和非政治性者，实际上恰恰是这种所谓非政治性，使官僚系统沦为无灵魂无理念的行政机器，且通过政务官事务官之分而限制其政治地位，令普通民众无法通过绩效途径而染指高层政治。但同时，流水的民选官员与铁打的文官又使官僚机器实际掌握着法律应用和具体事权。无灵魂而有权力，这个集团自然会产生自我意识、形成本位利益，与资本等“社会”权力结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以自肥。

美国官僚制更次于欧洲。英国议会制的行政部门以多数党首脑为领袖，这种内阁制模式已为欧洲大陆所普遍采纳。韦伯观察到，只有美国采用了一种异样制度。⁶⁹伍德罗 · 威尔逊也曾感叹：“我国没有一个像大洋彼岸的‘英国内阁’那样一个重要的最高行政部门。”⁷⁰美国宪法草率，对于行政权语焉不详。建国之初，国家主要靠扈从掮客来统治。杰克逊开始了党派“分肥”模式，被韦伯称为纯粹分封官职的帮派。⁷¹1883年《文官制度改革法》之后才出现了考试产生的事务官，但该法只覆盖了当时十分之一的文官职位。到1993年人事管理局改革，又降低了文官选拔的客观理性标准，造成倒退。2016年后两党都大搞忠诚挂帅、任人唯亲、笑骂从汝，美国官僚制度更是变成自利而因循的机器。因而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即大骂“深层国家”。2012年，蒂尔在与福山对话时批评规模庞大的美国联邦政府，说它几乎是一个准社会主义政府，却没有任何五年规划。⁷²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我们不同，但是他对美国联邦政府这个系统笨拙低效、随遇而安的观察确实入木三分。

美国1883年通过了《文官制度改革法》（《彭德尔顿法》），结束了自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任内推行的党派“分肥”模式，即大选中获胜的政党有权指派与分配政府职位

综观历史，美国官僚系统要么成为追求自肥的无灵魂“工具人”，要么成为追随政客的“帮派”，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在“政”的层面缺乏合法权威的中心，在“道”的层面没有充当规范性知识的道统（甚至美国宗教的独特性也使其未能形成政治统绪⁷³），在“治”的层面未脱封建附庸文化（因而今天特朗普手下官员可一改过去数十年之官员形象，丝滑切换到王船山所称之“谀臣” ）。

因而，硅谷右翼的加速主义思想就是要改造这两个方面。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评论马斯克的政府机构“激进瘦身”时，就准确意识到他有可能是在同步推进向数字化控制的技术统治转型，“实际上在构建一种技术官僚与威权统治的混合体制”⁷⁴。早在2022年，雅文就开始规划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人要克服“独裁恐惧症”，把绝对主权交到一个机构手里，特朗普做老板，选择一个CEO来领导行政部门，绝对不受国会和法院的干扰；这个CEO接管所有政府机构，解雇所有公务员，替换成忠诚的“忍者”。这完全就是针对美国代议制民主和官僚制度的手术方案。

知识分子们所看到的新封建现象，反映了一部分技术资本的倾向，但是对另一部分技术资本而言，这只是它们“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一种伪装。从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加速主义图穷匕见，直接向现行政治制度开火，但不是为治疗新封建主义，而是要改造资本主义，摧毁“你们”软弱的资本主义民主，建立“我们”的资本主义CEO独裁。例如，特朗普政府、蒂尔帕兰提尔公司与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一度并肩协作，试图将全美公民的各种信息数据库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去，实际就是希望建立一个更大更强的“深层政府”。迪恩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她将新封建现象视作一种“退”，她的结论是极端资本主义进入了新封建主义的去中心化阶段。⁷⁵她没有看到的是“进”，这些新型资本不是真的要求去中心，而是通过去中心化的过程实现自己的中心化目标。

加速主义者对美国制度问题的诊断有一定现实性，他们的方法却有内在矛盾。一方面，重置美国的主权装置，构建中心化的政治权威，用行政集权的CEO治国取代分权制衡的代议制民主，确实指向了美国制度的病根之一，某些方面符合大规模政体演进逻辑。另一方面，砸碎庞大的联邦官僚机器，代之以技术资本党羽和封建扈从式的忠诚者队伍，则与他们的目标南辕北辙，也不可能实现美国这样一个大规模国家的有效治理。最后结果可能只是佩里 · 安德森所说的“戴着王冠的封建共和国”。

而且，由于特朗普团队是由各种不满者和野心家组成的大杂烩，各种政治议程和利益诉求的相互冲突注定了加速主义的野望绝无可能实现。

首先，最大的问题就是硅谷精英与MAGA基本盘的利益冲突。在移民问题，特别是H-1B签证等问题上，两者无法达成共识。在对外关系上，MAGA希望搞美国优先，硅谷精英中的马斯克等派系则希望持续多边合作，反对关税战，故而因《“大而美”法案》与特朗普翻脸。在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上，MAGA与马斯克等分歧巨大。在选举体制之下，特朗普不可能弃MAGA而迁就硅谷精英。同时特朗普与工商业“老钱”、金融“快钱”也在暗通款曲，与科技“新钱”的关系也会受到制约。

其次，硅谷精英也非铁板一块，内部矛盾复杂。翟东升等认为，特朗普与马斯克的冲突使科技右翼内部日益分化成三个派系：一是以风险基金、国防科技公司和国家安全机构为代表的国防科技派，与MAGA民粹立场有重合；二是以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硅谷建制派，与特朗普共同利益较深；三是马斯克派系，其与特朗普团队的分歧日显。⁷⁶马斯克的“美国党”虽然不一定能产生重大选情影响，但与其他势力联合则可能诱发蝴蝶效应。

在硅谷精英中流行的《奇点将至》一书

最后，加速主义的政治议程也会发生分化。例如，在追求“中心化”还是“去中心化”的问题上，硅谷右翼也在发生分化。人工智能和平台数据资本可能更倾向于中心化，追求他们的CEO独裁目标。加密货币资本则可能更希望去中心化，或者是以去中心化为手段，在联邦政府和美联储之外实现新的中心化。蒂尔本人就横跨两边：一方面，他的数据和军工合作业务倾向于中心化；另一方面，他的加密货币项目也许志在建立新的加密帝国，在美元金融秩序之外“另立中央”。

总之，加速主义的计划看起来很“美好”，但在美国复杂的政治光谱、社会矛盾和科技产业类型等因素的干扰之下，最终会陷入“天鹅拉车”寸步难行的困境。

四、 结语：加速到历史终结？

最后，我们再回到历史终结的话题上来。

前边提到，在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加州意识形态中所洋溢的乐观主义情绪都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孕育的历史终结思维。在这种思维中，政治问题的辩论已经结束，人类社会的进步已经达到顶点，剩下的只是资本主义的自动运行和科学技术的自动增长。但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停滞，社会问题又一次造成困扰，引发了新封建主义的担忧。加速主义就是将这种担忧重新调回到历史终结想象的一种企图。它试图革除20世纪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建构完成的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寄希望于通过取消监管而令科技加速发展（甚至取消人的价值），并由掌握新科技的企业家按照效率的逻辑来驾驭政治，再次让资本主义变回一架平滑运转的自动机。

虽然自动机是一个现代科技概念，但是对具有历史终结功能的政治自动机的想象乃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个长久现象。⁷⁷在古代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中国通过上古三代的漫长探索终于实现了稳定的大规模政治秩序，古人对之自然是视如珍宝。《周易》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⁷⁸中国先民认为基于对天文人文的长期观察总结而形成的一套规律，是实现天下之治的宝贵基础。因而要“文明以止”，文明要安顿于此，要“知其所止”“止于至善”，不可偏离，亦不宜轻言进取创新。因而，老子说无为而治，孔子说居其所而治，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历代中国人不断地回头看向理想的“先王之治”，“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西周的封建制和秦之后的郡县制都是探索能够终结历史的政治自动机的产物，终究郡县制以其制度能力和公共性而胜于封建制一筹。但是中华文明不同于多数文明，特别是一神教文明之处，就是不受限于抽象教条和先验模板，而是形成了基于辩证和实践的行动原则，因而也就具有了“变易”“日新”“革命”“矛盾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