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封建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出现。

其实在前述加州意识形态中，已经反映出新技术和生产方式带来的等级性和封建性的上升。加州意识形态有两个明显倾向：一是反对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二是反对大组织，包括大企业和大政府的官僚机器。作为替代方案，他们提出一种近似于杰斐逊式民主的去中心化的直接民主制。但是当时的评论者多未意识到，他们所想象的杰斐逊式民主本身就有着浓厚的封建色彩。⁴³历代美国人思考问题的原点总是会回到美国立国基因中的这种封建性，硅谷精英也不例外。

加州意识形态在麦克卢汉的“地球村”观点基础上，提出新技术的赋能可以使个人更能够对抗大企业和大政府，并且形成电子化的直接民主。一方面，这种观点似乎符合左派的反大企业资本主义立场，认为“电子集市”内的直接民主将不可避免地战胜资本主义的大企业和官僚主义敌人；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右派即老保守派的完美市场理想。这反映出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混乱：所谓技术对个人的赋权、社区媒体对大众媒体的取代，大公司和大政府权力被推翻，既有可能是走向他们所向往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也有可能是向封建性的回归。个人之间的自由竞争，带来的不一定是平等的自由社会，也可能像封建时代一样形成人对人的依附和统治，出现领主和农奴。在这种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接触到新技术的“高科技种植园经济”中，⁴⁴类似中世纪行会手工业匠人和美国早期农场主心态的政治理想，有可能导向的是一个暴君被无数的小暴君所取代的社会。而中世纪的欧洲人早就体验过，地方的暴政往往更难忍受，农奴“宁要国王的专制权力也不要领主的专制权力”⁴⁵。加州意识形态崇尚的网络交往，正如约迪 · 迪安所说：“并不能消除等级制度，相反，它利用我们自身的选择来对抗我们，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等级制度。”⁴⁶

（三） 新封建主义

事实上，技术和平台资本主义确实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激发了左派和右派知识的共同担忧。他们提出了不同版本的新封建理论。

波斯纳和韦尔2018年出版的《激进市场》，被迪朗称为右翼—新自由主义的新封建论（但实际他们也非简单的右翼）。该书认为，平台资本所带来的新劳动关系，实际上非常古老，可称为“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该书主要观点包括：（1）数字经济巨头对用户的剥削；（2）数字经济巨头用服务而非金钱来交换用户的数据也是一种剥削；（3）人工智能具有天然的垄断性；（4）要通过一种数字经济用户的工会，来与大公司谈判获得数据的货币回报。⁴⁷

随后，保守派城市理论家柯特金在2020年也提出了“新封建主义”概念。他认为西方正回到一个更加封建的时代，其特点是财富和财产更加集中，向上流动减少，人口停滞不前，教条主义增加，一个新的、等级森严的社会正在出现。新的阶级结构类似于中世纪，“新封建贵族嫁接到一个强大的中央国家上”⁴⁸，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等企业正在创造一个“科学的种姓制度”⁴⁹。

左翼新封建主义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迪朗和瓦鲁法基斯。

迪朗在《技术封建主义》中提出，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已经是一种封建主义。他主要是基于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来立论，认为出现了以下四种封建性的租金形式：（1）知识产权租金；（2）自然垄断租金，靠平台基础设施收取租金；（3）无形资产的级差地租；（4）动态创新租金，未来的创新需要大数据等无形资产，也会产生创新租金。⁵⁰因此，西方已经不是生产性的资本主义，“封建式掠夺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租金的无序性取代了利润的有序性”⁵¹。

[希腊]亚尼斯·瓦鲁法基斯：《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

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是左翼新封建主义观点的最新代表。⁵²他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资本主义已经死亡，随着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西方已经进入技术封建主义阶段。瓦鲁法基斯把电子商务、社交媒体等平台资本称为“云资本”，平台劳动者已经越来越成为“云农奴”，云资本可以绕开市场向生产商收取“云地租”，不同平台之间形成壁垒森严的“云领地”。过去能够对资本进行制衡的国家权力变得越来越弱，因为这些平台不仅能够控制人们的生活，还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论，甚至选票，因而也就能控制政治权力。像扎克伯格这些平台资本家所打造的元宇宙，就是要构建独立的平行世界，与现实中的国家分庭抗礼。在自己的领地上，云资本家就是掌管一切的封建王侯。瓦鲁法基斯认为资本主义死了，却并不是被共产主义所取代，而是倒退回封建主义。

对于这种“新封建主义”观点，中国学界主要是两种回应：一种是承认其“新”，并借用其一些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的平台资本现象；一种是否认其“新”，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其做出批判。后者如康翟、谢爱民认为，平台资本“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根本矛盾”⁵³。潘越、程恩富认为，技术封建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技术化延伸，技术封建论“遮蔽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我们要“警惕历史隐喻对革命主体性的消解”。⁵⁴这些回应和批判有其价值，但是如果局限于平台资本现象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就被拉入了这些新封建论所预设的议题空间。技术封建主义的“新”与“不新”，都涉及更广泛的议题，以下举几例。

其一，西方新封建论者强调租金替代了市场和利润，超经济剥削取代了经济剥削，其实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消亡，只是暴露出资本主义本身的野蛮性。资本主义从来都不仅仅靠经济剥削，今天资本主义出现违背市场经济和利润原则的倒退，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是资本主义本身的一种形态而已。中国崛起最大的世界意义之一就是让西方越来越难以对全世界进行超经济剥削，于是使其日益暴露原形。

其二，西方新封建论者大都没真正碰触西方制度的问题。在其中不少人的观念中，市场资本主义曾经是健康的，代议制曾经是民主的，所以他们对新封建的批判实际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他们提出的解药也都是隔靴搔痒。但是他们不愿谈的是，代议制本身就是封建制度的遗留，选举也是封建贵族社会的制度形式。西方现代民主无非是一种把财产权转化成政治权力的工具。当西方资本主义停滞，资产阶级历史进步性消失，社会贫富分化和财富积累出现世袭化倾向，那就一定会带来权力的世袭化。从世袭财产到世袭权力，无怪乎今天西方越来越像封建社会。

其三，从第一种类型“封建—郡县”意义上的封建问题来看，封建的一个特征就是地方权力的割据。西方文化强调自治，这其实也是源自封建传统。在近代反封建的过程中，国家的统一政治建设始终未能突破天花板。比如，英法德西意美等都未能实现真正的融合和一体化，所谓联邦制和地方分权制都是具有封建性的国家建构半成品，欧盟更是一个未完成就陷入重重危机的制度实验品。因而，当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停滞，国家建构阶段告一段落，封建因素就开始消解统一国家，重新进入各种地方性、特殊性力量割据的状态。技术封建、云割据、数据庄园等概念，就是这种封建性政治结构在数字领域的反映。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统一的官僚系统的出现有利于克制封建性因素。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整体的封建性基因，西方国家从19世纪中叶以来建立起的官僚系统，并没有因其具有统一性的潜能而成为反封建的有效力量。这导致西方知识分子也未能从中央集权的政治统一性中找到反封建的工具。齐泽克和瓦鲁法基斯在谈论黑格尔哲学时，还不忘调侃苏联式的中央委员会以示幽默，⁵⁵恰反映其对政治历史认知的局限。

总之，西方关于技术封建主义的讨论虽有启发，但并未看到问题的全貌，做不到理论的彻底，也很难真正提出有效的方案。正如莫罗佐夫所说，这证明了西方知识分子的弱点，“好像左派的理论框架如果不动员腐败和变态的道德语言，就无法再理解资本主义”，他们从资本主义关系转移到对封建主义的回忆上，“放弃了对剥削性社会经济关系最原始和最有效的攻击角度”。⁵⁶因而，最后不是沦为对资本主义历史倒退的悲观主义哀鸣，就是陷入对未来方向的唯心主义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