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资本主义的“封建性”问题

第二种类型意义上的封建问题讨论今天仍有重大意义，但也要跳出“本质主义”式的辩论。除了释启鹏提出的解放意义上的封建解读，还有诸多方向值得开发，例如资本主义的“封建性”问题。

20世纪的争论总体上都有西方中心论的问题。“五朵金花”式的讨论确实存在用欧洲历史经验剪裁中国历史分期的不足。而反对者，同样是过于执着欧洲中世纪和马克思主义封建主义原始含义的问题。他们共同的假设是：欧洲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已经完成了反封建的任务。

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默认西方已经走出封建，影响了我们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也阻碍了我们对封建问题的认识。

资本主义就是在封建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于1843年所讨论的政治解放与市民社会的出现并未完全改变封建主义政治权力分配的逻辑，只是金钱代替了中世纪的血统。同时在欧美资本主义的国家建构过程中，集权未完成，权力走向分立，这为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留下方便法门。具体而言，选举制度天然具有的地方性，以及影响选举的机制如媒体、社交媒体等实际上也被资本控制，阻碍了代表社会普遍性的政治权威的形成；多头政体让不同资本集团轮流控制国家权力，新兴资本势力和平接管政权更为方便；联邦制亦为地方性权力抵抗国家集权提供宪法依据，使资本与封建性因素达成利益联盟；西方社会科学所构造的国家—社会二分法，亦为资本及各种“豪民”集团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谋求权力提供了观念合法性。

相比作为传统封建社会基础的封建地产和贵族特权，资本不仅天然具有可继承性，而且更为隐蔽和灵活。因此，西方的发展一旦趋于停滞，必然会出现向血缘世袭回归的趋势。例如美国近几十年来，不仅出现了曾经的新兴产业和技术资本转向大地产、超经济剥削和“数据割据”，公共职位的世袭性也明目张胆地出现。拜登、佩洛西、特朗普的子女要么捞钱要么参政，不少州出现民选政客将职位“禅让”给亲属的咄咄怪事，这些都是美国制度和文化封建性的生动表现。无怪乎特朗普二次当选后，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惊呼裙带资本主义将席卷美国。³⁰其实近代中国早有人指出国会政体的封建性，³¹今天学界对资本主义的世袭化和封建性也有批判。³²

所以，西方现代国家，以及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方面具有现代国家的外壳，另一方面仍存在深厚而普遍的封建遗留和新生的封建因素。因而，要正确认识现代制度，就要跳出是否封建制的本质主义二元争议，转向讨论“封建性”的存在与否、强弱程度和主次关系。

实际早在20世纪上半叶的论战中，就不是仅仅围绕着是否封建的二元辩论，很多人是围绕着“封建性”展开的。例如当时持反封建论的托派，也不否认中国社会封建因素的存在。无论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布哈林的争论，还是中国国内的争论，都不是针对中国是不是“封建”和“半封建”，而是谁起统治作用的问题。今天回头来看，不仅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的封建性有多少，是否居于主导地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且今天西方社会，乃至世界各国，都要放在封建性这个透镜下来被重新审视。我们会看到封建性仍然普遍存在，是现代性掩盖之下的一个基本社会特征。

为便于下文的讨论，这里先尝试界定一下何谓封建性。在封建问题的前述两种类型的讨论中，虽然“封建”的定义往往无法通约兼容，但我们仍可以从中引申出“封建性”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去中心化的国家组织结构（第一类讨论中主要关注的）；二是财产和权力的可兑换与可世袭（第二类讨论中延伸出来的）。这两点可以说是中国封建—郡县之辨意义上的封建性和欧洲封建主义及马克思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封建性的公约数。

首先，西周封建制的组织结构无疑是去中心化的（当然其中心化程度比欧洲封建制更高），经过秦朝的激进制度革命，确定了郡县制的大格局，故柳宗元《封建论》有云：“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但是秦之后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复现并长期存在，从西汉到民国的中国国家制度都存在国家政治的中心化和地方政治的去中心化二元结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²⁶。欧洲的封建制无疑也是去中心化的，近代绝对主义王权国家开展了集权过程，但均未能完成。²⁷英国以议会架空王权、法国以弑君共和、美国以法人合并，将集权成就定格于某种权力分立的制度模式之中。同时主权权威的分割决定了中心化组织结构必然受限，因而国家以联邦、地方自治等形式保留了中心化与半中心化共存的情况。

西汉初实行的“郡县分封并行”制度

其次，西周分封制是以“王土”对诸侯的私相授受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确保了封土、贵族特权和政治权力分配的关联。封建制度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但是“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秦政则使世袭特权“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²⁸秦之后，中国打破财产与权力链条的努力持续了两千余年，但是到清末，科举进身途径仍然主要为地主阶级垄断。民国时期更是有所倒退。欧洲封建制同样是以封地和封臣为基础，分封是封君与封臣之间以土地财产为基础的权利契约行为。资本主义的“政治解放”虽然解除了封建地产与政治特权之间的直接关系，但是新生的代议制建立起资产阶级的财产权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交换制度。正如霍夫施塔特所说，所谓共和制度就是让各类财产在政府中按比例拥有发言权。²⁹

封建性的这两个特征在近年的新封建主义讨论中同样成为焦点。

二、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封建问题

21世纪，关于封建性的讨论在西方内部重新出现，不过这次以新封建或技术封建主义的形式出现。新封建主义理论家们所关注到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出现的新经济现象，就是技术和平台企业所造成的一种类似于中世纪封建制度的社会关系。新封建主义观点的出现，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心态从乐观向怀疑的转变。

（一）乐观：资本主义黄金时代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但是技术进步总是不断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充满乐观想象。二战后，经济学家们致力于证明，技术进步使资本主义变得更加平等，如西蒙 · 库兹涅茨认为工业化会让不平等自动减少。罗伯特 · 索洛认为技术进步让所有群体一起受益。经济学教科书也不断告诉学生，技术进步是帕累托改进。到里根时期，一个原本讽刺性的词语“涓滴效应”反而成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最终会带来经济平等和普遍富裕的期许。这种普遍乐观情绪，在两个领域得到反映。

一是在政治思想领域，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他认为冷战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人类历史已经到达终点，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所有社会的发展模式中，都有一个基本程序在发挥着作用，这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³³他在《“历史终结”之后》中说道：“在某种程度上，不管人类历史过程将走向何方，它都不会趋向共产主义，而是走向马克思主义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³⁴

二是在新技术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所谓的“加州意识形态”。它与福山观点的类似之处是排除了其他未来的可能性，断言关于未来的社会和政治辩论已无意义。加州意识形态看似像福山预言的那样跳出了政治辩论，是一种左派和右派混合而成的意识形态。但是其中的左派虽然喊着反对大企业的口号，却崇尚保守派的目标，相信媒体、计算机和网络会创造出完美的市场。右派喊着反对国家的口号，追求的是同样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前景。实际上，加州意识形态代表着左翼对右翼的投降。“他们在政治上似乎是无可挑剔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希望信息技术在网络空间中创造一种新的‘杰斐逊式民主’，加州意识形态为高科技自由市场的胜利提供了一种宿命论般的愿景。”³⁵

（二）怀疑：资本主义停滞时代

但是，技术所带来的美好幻境没有持续多久，这种乐观精神很快就受到挫折。2007年次贷危机和随后的全球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使人们不得不反思技术和资本主义到底带来了什么，甚至技术本身的发展也慢了下来，造成西方相对优势的急剧衰落。

瑞典学者卡尔 · 弗雷认为过去的乐观主义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他将近代以来的历史分成几个阶段：英国工业革命的“大分流”造成社会阶级分化；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大平衡”，劳动者普遍受益；计算机时代的“大逆转”减少了中产阶级工作岗位。数字技术并未让世界变得扁平，美国经济和政治都在两极分化。他的结论是，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的技术大都是取代性技术，使中产阶级境况恶化，人们对技术的看法更悲观，美国人会投票要求限制自动化发展，民粹主义会利用人们对自动化的焦虑。³⁶与之类似，马斯克认为人类会沦落为人工智能的宠物，赫拉利预言绝大多数人类会成为“无用阶级”。

在这种怀疑情绪之下，人们开始从金融化和数字化两个方面反思资本主义。

首先，金融化方面的反思不可避免地触及金融化所带来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固化，比如占领华尔街的2011年之后，虽然有曼昆这样的经济学家坚持为美国的“1%”辩护，³⁷学界还是有不少人谈论起西方国家的阶层固化和财富世袭问题。例如，皮凯蒂关注资本主义的世袭趋势；³⁸斯蒂格利茨关注贫富分化背后的寻租动力；³⁹林厚庚等的《金融化与不平等》指出了美国经济金融化所造成的不平等现状，美国的代际流动性近数十年来显著降低；⁴⁰巴西经济学家布雷瑟—佩雷拉等在其新著中也指出，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后西方进入“租金资本主义”时代，企业家让位于食利者，财富的增长不再来自创新与生产，而来自利差、股息与债券收益。⁴¹

其次是数字化方面的反思。法国左翼学者塞德里克 · 迪朗在2014年出版的《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一书中借用了法国左翼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说法，即资本主义金融化是“秋天的标志”。⁴²他对金融化的反思很快转向对数字化的反思。他在2020年出版的《技术封建主义》中指出，取代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将是技术封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