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艾略特·艾克曼，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上周六，特种部队成功地从美国驻苏丹大使馆撤离不到100名使馆工作人员。随后，美国国务院令人震惊地打破惯例，宣称后续不会请求军方撤离那些仍被困在这个深陷暴力冲突的国家中的美国公民。目前据称有1.6万名美国人滞留苏丹，至少数百名美国人渴望离开，且已经联系过美国大使馆。

几十年以来，美国都将保护身处海外的本国公民视作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因如此，直到近期之前，从冲突地区转移平民——更专业的说法是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Noncombatant Evacuation Operation）——是一个相当普遍、十分具有美国特色的任务。

当某国的安全局势恶化之际，美国大使便会请求执行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战斗群（MEU）或者来自第82空降师的快速反应部队会奉命出动，将那里的美国公民（不仅仅是外交官）撤离到安全的地方。行动期间，美国大使就是总统在现地的首席代表，有权决定与协调撤离的人员安排，何时、以怎样的方式撤离。

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政府已在苏丹安排撤出本国公民

在苏丹，我们看不到类似的行动。周末与媒体通气时，美国国务院负责管理和资源的代理常务副国务卿约翰·巴斯表示，“当前及未来几天内，预计政府都不会协调从苏丹撤离美国公民的事宜”。他同时强调，美国国务院10多年前就已发布出行提醒，建议美国人不要前往苏丹。

苏丹不是第一个美国政府发布过出行提醒，却依然有撤侨需求的国家。可是借一位官员之口暗示，政府发布过出行提醒意味着受困的美国公民某种程度上要为自己陷入麻烦买单、不配得到帮助，倒是让人大开眼界。

苏丹的安全局势毫无征兆地迅速恶化，正是最有可能需要开展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的情况。该国军方与准军事武装“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爆发冲突，令美国及盟友猝不及防。如果情报机构都未能预判这样的危机，更不应该指望海外的美国公民能够提前预料。对美国政府来说，仅仅因为这些公民撞上了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便放任他们在一个被战火席卷的国家忍受煎熬，这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也不符合美国长期以来试图在海外树立的道德领袖形象。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政府大约每两年就要执行一次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2006年，我作为海军陆战队第24远征部队的一名步兵军官，参与过此类行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我率领一个排的陆战队员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护送黎巴嫩的美国公民（还有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公民）登上数百架次的航班。约一个联队的美国军机、数十艘军舰与民用船只参与了整个行动，在黎巴嫩与塞浦路斯之间来回运输撤离人员。

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当地局势瞬息万变、十分危险，我方指挥官必须同相互交战的武装派系谈判，为受困的美国公民让出一条安全的撤离通道。许多美国人当时分散在那个国家的各个角落。我们花了许多时间、经过多方周旋才将他们召集到一起，再通过海路与空运转移。

然而，面对今天在苏丹爆发的冲突，美国政府做决策时比当年在黎巴嫩多了一重顾虑：2021年8月阿富汗撤离行动的阴影。当时，阿富汗安全局势的恶化速度超过绝大多数人预料，导致撤离行动面临众多不确定因素，执行过程一片混乱。最终在喀布尔国际机场上演了自杀式爆炸袭击，13名美军士兵、170多名阿富汗平民死亡。

显然，拜登政府不希望那种程度的袭击重演。但抱着这样的考虑，他们传递出的信息是：美国政府不愿像过去那样竭尽全力营救美国公民。

2006年以黎冲突期间，美国政府调用船只撤离美国公民，但在本次苏丹冲突中没有类似的安排

既然政府不愿提供有效的撤离方案，普通公民可以填补空缺。2021年，包括我在内许多曾在阿富汗服役的老兵，自发组织了一个临时团队，在喀布尔协助撤离曾经的盟友与伙伴。我们也帮助过不少美国人，他们本来没有办法穿过机场外拥挤的人潮与塔利班武装的哨站。然而这类自发努力依旧不够充分，且存在一定风险。万一过程中出现意外，可能会给美国政府带来不必要的政治麻烦。

所以当我上周五在社交软件WhatsApp上收到私信时，也许不应该感到意外。通过朋友的朋友介绍，一位被困喀土穆的美国女性向我寻求帮助，因为美国大使馆什么也做不了。她带着小孩前往苏丹做义工，如今躲在公寓房间里不敢出门。关于自己有多大几率获救，她时而焦虑时而乐观。

“每天都满心期待，直到看见政府可能会提供救援的新闻，只剩下失望。”她写道。“枪炮与爆炸声就在身边作响，我们都很清楚，短时间内不会有任何人来救我们。”

（本文于4月25日发表在《大西洋周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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