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与特朗普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所谓“黑衣国师”斯蒂芬·班农，因涉嫌欺诈被捕。有趣的是，直接参与逮捕的是美国邮政警察。美国邮政警察隶属于美国邮政检查局，身经百战……因为美国的邮政诈骗历史悠久，早期甚至让一些邮政局长也卷了进去，惹上这么大的麻烦，美国邮政系统也不得不奋斗在反欺诈的第一线，而涉嫌欺诈者，也始终在“进化”。】

（文/ 爱德华·巴莱森，译/ 陈代云）

可靠、实惠的邮政服务，无论是依靠驿站、运河还是铁路，都鼓励企业主扩大他们的地理视野。它简化了商业情报的收集，并在没有当地中间人介入的情况下，为遥远的客户开辟了一条渠道。

但邮购业务也吸引了欺诈行为，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些假彩票和假礼品企业。在从邮政目录中汇编地址之后，这些欺诈者发出了数万份通告，强调了他们的彩票中奖概率很高。

为了人民的利益，还是为了政府的名声？

骗子们早就认识到了邮政局长在全国商品流通和思想流通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因此经常在推销计划中寻求他们的帮助。

许多人聘请了邮政局长作为当地的销售代理，并说服乡村刊物的编辑们发布夸大的广告。当远方的美国人上钩时，大量的回复往往涌进邮局。

有时，这些欺诈者会向一些赌徒分发一些微不足道的代币。通常，他们会告诉参与者这次没有获胜，但鼓励他们再试一次。

当这些欺诈企业的客户收到假冒伪劣产品，或者意识到没有礼品或合法的就业机会时，大多数人默默承受了损失。

但也有一些人写信给所谓诈骗企业所在地的警方或市长，请求帮助。市政府一旦听说有欺诈性的邮购公司，就会经常派侦探去调查，而侦探有时会逮捕负责接收和答复来函的职员。

但是，成功起诉依靠邮政交易的诈骗犯，比起诉涉及本地被告及投诉人的诈骗案件更为罕见。与任何一起欺诈案一样，检方面临的问题是被告放弃保释金逃亡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以及为满足美国刑法的严格标准而不断收集证据的挑战。

诈骗正通过邮件变得越来越普遍，而那些落入这些骗局的美国人已经开始把他们的怒火指向邮局本身，他们常常认为邮局应该为信件或货物的丢失负责。

一些精明的骗子否认他们收到了订单，或者坚称他们很久以前就寄出了货物，从而助长了这一结论。

一名邮件诈骗犯告诉不满的客户，由于纽约邮局充斥着盗窃行为，他已经“停用了他的信箱”；然后他建议顾客把所有的钱都用快递寄过去。

这种策略引发了来自被骗的美国人对官方的大量抱怨，他们将“损失归咎于邮政部门的组织缺陷”。一名邮政官员表示，欺诈犯通过假装无辜，成功地将“对欺诈的反感转移给了政府”。

邮局领导认为这种情况是对机构声誉的不可接受的侮辱。一个有前途的选择是，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禁止向虚构收件人投递信件的邮政规则。邮政局长约瑟夫·霍尔特（Joseph Holt）于1857年制定了这一规定；第二年，他命令所有的办事人员都要将其解读为一种遏制欺诈计划的方式。

在纽约、奥尔巴尼和费城等城市，该规则的实施使得欺诈性彩票、礼品业务和其他各种各样的骗局暂时歇停。一旦警方接到有关虚假邮购公司的投诉，他们就要求当地的邮政局长将任何针对这些问题的邮件发送到死信办公室（Dead Letter Office）。这一行动使警察与邮政工人一道，至少向一些受骗的顾客退还了款项。

然而，如此广泛地行使联邦权力，让那些无法利用邮件的商人感到不快，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其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这也招致了民主党编辑的严厉批评，他们担心让邮政局长进行审查会导致“滥用职权，严重侵犯无辜各方的权利”。

内战结束后，华盛顿的官员们试图跟上立场不稳且常被骗子利用的邮购公司的步伐。在1866年的传单中，他们分发通告，以便邮政局长提醒其顾客“注意！小心珠宝和彩票骗子!”。此外，政府还开除了几名教唆商业欺诈的“串通一气的邮政局长”。

美国邮政对商业言论的监管源于制度上的自我防卫。邮局承担这项任务，是因为邮政官员希望保护自己的名誉不受欺诈性邮购业务的影响。多年来，这种冲动一直是主要的监管动机。

1883年，《纽约时报》坚持认为，由于美国人“没有生活在父权政府之下”，邮件欺诈执法的目标“与其说是保护人民，不如说是保护邮政服务”。

直到1890年，美国邮政局长约翰·沃纳梅克（John Wanamaker）还在为制定更严格的立法来抵制欺诈性彩票而呼吁，理由是路易斯安那州彩票对现行规则的藐视已经“侮辱”了他的部门，“败坏了它的士气”。

约翰·沃纳梅克，图片来源：wiki

保守派也有戏份，甚至能“钓鱼”

尽管反邮件欺诈改革的动力来自一个旨在保护自身地位的联邦官僚机构，但它得到了北方福音派教徒的支持。

对于社会保守人士来说，邮政监管构成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工具，可以对一个快速变化、可能失去宗教根基的社会实施审查。

北方的道德家认为，彩票、投资诈骗和商业欺诈是非法企业（包括堕胎、卖淫和色情制品供应商）对公共道德发起的更大打击的一部分。所有这些企业都利用邮件建立全国市场，规避州和地方法规。

用《费城时代》（Philadelphia Age）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所有人都提供了“一种对年轻人极不合适的情报”，引导“他们走上可疑的弯路”。

但邮件欺诈法案缺乏政治支持，无法在国会获得通过，即使国会中有很多共和党人支持强有力地表达联邦权力。

结果，这项提案在邮政委员会搁置了五年多。但从1870年底开始，国会开始全面编纂邮政法，为禁止邮件欺诈提供了立法工具。

修订后的邮政法于1872年春天悄悄颁布，它规定邮政部门有权关闭任何从事“欺诈性彩票或礼品业务”的“个人、公司或股份公司”，或“实施任何利用邮件通过虚假或欺骗性的陈述，或承诺获取资金的任何其他计划或设施”的邮件服务。

只要邮政局长收到“令他满意”的证据，他就可以发出欺诈令，剥夺查阅挂号信和邮政汇票的权利。这项法律还规定，任何利用邮件作为“阴谋或诈骗诡计”的一部分的人，都将受到新的轻罪处罚。

改革法律的一个潜在限制涉及执法。如果没有一支专门的检查队伍来调查邮件欺诈指控，该法规的影响将微乎其微。1872年，该部门有50多名邮政检查员，但是，他们却被盗窃邮件的团伙和贪污的邮政局长搞得焦头烂额。

然而，国会一颁布新的邮政法规，几名福音派改革者就想出了如何在不加重联邦预算负担的情况下，充分发挥邮局的行政力量。

这个团体由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领导，他是纽约市一名年轻的推销员，对保守的新教神学和社会价值观有着坚定的信念，在青年基督教协会担任了几年非正式领导，肩负着一项要让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国摆脱不光彩声名的商业使命。

在法案通过后的几个月内，他帮助成立了纽约抵制恶习协会（NYSSV），并得到了一群福音派商业精英的资金支持。然后，他作为一名特勤人员向邮局提供服务，但没有报酬，因为纽约抵制恶习协会将给他一笔薪金。

NYSSV的标志，图片来源：wiki

类似的安排很快在波士顿、圣路易斯、芝加哥和旧金山出现，新的私人反犯罪组织的领导人正式担任州际邮购业务调查人员。这些人加强了邮政检查员的队伍，并向该部门灌输了与邮政诈骗作斗争的坚定信念。

负责19世纪末肥料监管和20世纪初食品药品监管的官员都是专业科学家，只要他们一致声称，就可以毫无争议地宣称自己拥有技术专长。相比之下，自封为美国邮政保卫者的人却没有这种技术知识的基础。

相反，他们出于道德义愤、愿意尝试执法实践，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诈骗计划和骗子的社交网络的了解，构建了监管权威。康斯托克和其他检查人员没有坐等投诉找到他们，而是制定了更激进的调查策略。

他们在全国的出版物中搜寻具有欺诈特征的广告。然后他们回复这些广告，并通常以假名发出询问信以免引起怀疑。因此，在1877年初，康斯托克得知新泽西州霍博肯市有一家做销售代理广告的行骗公司时，便假装成一位匹兹堡居民发出一封诱骗询问信。这种诉讼模式允许康斯托克和他的同伴邮政检查员收集证据，以维持欺诈令或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