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俄罗斯兴趣小组】

Alexander Dugin，亚历山大·杜金，1962年1月7日出生于苏联莫斯科。哲学家、社会学家、地缘政治学家，以“新欧亚主义”“第四极政治理论”“多极世界理论”闻名于世。2014年，他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为全球百位思想者之一。杜金也是俄罗斯国会和军方的顾问。

在西方媒体的描述中，他是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是“普京的大脑”；他影响了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政策；2015年俄土危机时，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帮助普京和埃尔多安化解危机。俄罗斯联邦外交部规划司司长Alexy Drobinin高度肯定杜金，称他是“国家的哲学家”。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与“多极世界理论”对重建俄罗斯认同、指导俄罗斯外交事业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一、杜金对中国的态度

西方媒体大肆宣扬杜金如何试图瓜分中国、联合日本。事实上，杜金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1970年代以来和美国关系亲近，而日本一直有着反美的历史，让杜金印象深刻，期望联日抗美。这个想法未免天真。杜金当时还不曾到访过中国，直到2018年11月，受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邀请，杜金教授来复旦大学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在此期间，他开设了《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课程，四次讲演座无虚席，深受师生好评。同时，在这次访学期间，他对于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例如，关于杜金的所谓“分裂中国”的企图，他在访华期间坦承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参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使他十分担心中国与美西方国家结盟，从而构成对俄罗斯的威胁。然而随着日本式微，中国崛起，国际局势变化迅速也让他意识到有必要重新理解中国。

在中国访问期间，他了解到中国采用了趋利避害的方式参与全球化，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佼佼者，他感叹这是了不起的中国智慧，认为俄罗斯很难做到。他也了解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更是囊括了俄罗斯，使得“莫斯科-北京”的合作得以可能。访华后，他成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坚定支持者，他的立场显然对俄罗斯政府的相关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十分感谢中国之行使他学到了很多新东西，给他的思想带来许多触动，他认为俄中两国的团结一定可以挫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霸权。

杜金曾经对日本文化深有好感，认为其优雅丰富。但是在他参观了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庙宇道观等等之后，非常感慨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远非日本可比。杜金喜欢上海的城市建设，他认为“真正的欧洲”应该犹如上海一样，而现在的欧洲被“政治正确”折磨得不堪一击。他在几家学术和智库机构共同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辉煌历程与历史贡献”中俄专家视频研讨会上发言时说道：“我在上海闲逛时，我看到上海比纽约还好，这里没有对不同种族的歧视，没有贩毒的人，没有任何落后的现象，中国是一个在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国。”

杜金本人是虔诚的东正教徒，恪守东正教教义，尊重家庭的价值，他说每天都要和家人通电话。他在北京坐出租车的时候听见司机在听京剧，大为震撼。他认为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巴黎，不可能有普通劳动者可以欣赏这种高雅艺术，但这在中国实现了。他和自己的孩子在电话里讨论良久，认为中国劳动者的素质非同寻常（北京的哥感动俄罗斯哲学家！）。

杜金最早对于中国的农村政策也不了解，在访学期间他了解了中国革命时期的“土改”政策，以及当下正在推行的减贫政策。杜金认为中共不同于苏共，联合农民阶级使得革命策略可以更为灵活，也更贴合实际。他认为中共的成功在于将政党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让中国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而不是断裂和抛弃。

在交流中，杜金对于中国“选贤任能”的历史和现实都表示了钦佩，他认为一个稳定而优秀的行政系统是国家稳定的保证。他同时表达了对于俄罗斯的担忧，因为俄罗斯缺少这样的行政系统，只有普京一人强力支撑，那么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将会如何运作？会不会落入新自由派或者经济金融寡头之手？杜金对此感到悲观。杜金非常不满俄罗斯的经济控制在寡头手里，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令他十分失望。他不认为普京采纳了他的观点，而是西方社会对于“西方化的俄罗斯”的拒绝，把普京推向了欧亚主义一边。

杜金也深深意识到中国的民族性与俄罗斯大相径庭，他认为俄罗斯民族热血激动，希望迅速解决问题，缺乏中国人中庸的智慧。他表示，“一国两制”这种智慧为什么无法产生在俄罗斯，可能实在是因为俄罗斯人不具备这样的传统智慧。

杜金访华期间和中国知识界有很多来往，他学习中文，称中国学者为同志，甚至明确提出中俄共同维护中亚和东北亚安全与稳定的主张。杜金在中国访学期间，南海范围有一些摩擦，杜金认为中国更应该放眼北方，例如西伯利亚，与俄罗斯紧密合作，经营大陆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