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记者 许荻晔）1970年代的台湾，保钓运动兴起，台湾大学发生了一场“民族主义论战”，保钓派师生的中国民族主义立场受到了“台独”派、自由派以及国民党派学生的质疑与围剿。那时台湾正处在中国大陆重返联合国以及中美开始和解后的极度焦虑不安状态，各种立场的人争相发言。接着就发生了著名的台大哲学系事件，为两年多来的校园躁动画下了句点。30年之后，当年被裹挟其中的台湾作家郑鸿生搜集资料，寻访老友，整理回忆，记录下当年台湾知识青年的群像，是为《青春之歌：追忆一九七○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此书2001年在台湾出版后，被列入台湾清华大学人社系文化研究课程的参考读物，被台湾交通大学教授陈光兴称为“理解台湾1970年代思想状况必读的著作”。日前，此书与郑鸿生的《寻找大范男孩》、《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一起由三联书店引进出版。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读到《青春之歌》后，认为两岸的历史也有相似之处：“大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台大学生也提出拥抱斯土斯民、到民间去的口号；大陆青年贴大字报的时候，台大校园里也贴出了反对国民党特权阶级的海报；1971年大陆青年对尼克松将访华的公告震惊不已时，台湾青年也经历了台湾退出联合国的思想震荡。”他由此感觉，大陆与台湾不管怎么隔离，仍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

“整个时代的荒谬都纠结在这些断简残篇之中”

郑鸿生1951年生于台南一个小康家庭，作为二战后台湾婴儿潮一代，他从小接受的是国民党的民族精神教育：“中国”是从一张地图开始的，“这张中国地图以其形似而被昵称为‘一叶秋海棠’，然而这张地图上面的铁路线纵横不过数条，稀稀疏疏。可以说，这张地图是被凝固在1949年，甚至更早的年代，然而却是我们学生用以认识中国地理的基础。”

1960年代台湾对出版的控制放松，新书、丛刊的层现，使10多岁的郑鸿生接触到了李敖与柏杨等对传统的批评，而一些大陆迁台的出版社大量翻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书旧刊，即便无法涉及“左翼”文学，也颇令他领略了一番“五四的重演”。与此同时，美国文化开始全方位进入台湾，带给这个当时身处台湾最保守之地的少年的，不仅是反对越战与民权运动、摇滚乐与新浪潮，更是其中反对体制压迫、追求个性自由的主张。

一方面是对“中国”的认同，另一方面是美、日发达国家的美好样板，当时还是台南一中学生的郑鸿生无法认同当时的“国府”统治，因此他放弃了父母所期待的学医道路，在高二下学期改学文科。同期转科的还有出生于台南贫困家庭的陈水扁同学，“他这时给人的印象是用功读书、心无旁骛的乖学生。”

因为出版的放宽，一部分“附匪作者”的禁书也“改头换面”在台湾出现，1968年，郑鸿生读到了署名“费通”的《乡土重建》和《乡土中国》。费孝通的对中国的差序格局说使他感觉手握了解中国之谜的钥匙，在填写大学志愿时，郑鸿生只选了当时仅有的开设社会学系的四所大学，最后他被台大社会学系录取。

但当时的台大难免使这个满怀幻想的青年失望，“不只校园里没有殷海光与李敖，系里也没能找到如费孝通的大师。”但这种导师缺席的环境，或许反能将学生们推向前台、加速成长。大一开始，郑鸿生与同学们一起办学生刊物，曾因为选登了萨特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的文章，被校方要求撕掉后才能发行。当几个同学留在办公室一页一页撕书的时候，他觉得“整个时代的荒谬都纠结在这些萨特与布哈林的断简残篇之中”。

1970年代的“青春之歌”

郑鸿生进入台大前一个月，哲学系教授、逻辑学家殷海光病故。殷海光是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学生，也是当时台湾名重一时的自由主义者，因公开批评国民党被免职而来到台大教书。但相比之侧重技术分析的社会学，台大哲学系仍有殷所留下的自由批判精神，郑鸿生自大二开始转入哲学系。而1971年春天的台大保钓热潮，也主要是由这群学生掀起的。

在30年后的《青春之歌》里，郑鸿生可以较为从容地反观当时这群“左翼”学生掀起的运动：1970年开始，台湾的联合国席位岌岌可危，中美关系却正值破冰，台湾青年微妙而不安的中国情怀也借由钓鱼岛事件一触即发。此外，当时威权统治不得人心的国民党政府，在此事件中愈发暴露了“对内腐败，对外无能”之相。至1971年10月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更是打破了其原本一统的意识形态，郑鸿生认为，这个崩解与重组的过程至今尚未完成。

而郑鸿生本人，更由此对美国产生了怀疑：“美国不是自由民主的代表吗？为什么只因为日本是其亚洲反社会主义同盟，就将明明归属中国的钓鱼岛交给日本？其自由民主是只对美国或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吗？”

保钓事件推动了台大校园的民主进程。是年12月，台大学生还举办了一场“国会”是否应该改选的讨论，当时的法律系四年级学生马英九慷慨发言，认为法律乃人为，“国会”应该有新陈代谢，对于“国府”来台后就未曾改选的中央民意代表，马希望其“本诸天良，懍于大势，自动声请终止职权”。

这些在今天的叙述中看来似乎衔接顺畅的学生运动，在当时，是在校方以及亲国民党派学生的压力下冲出重围的。在种种论战中，保钓派师生一直受到“台独”派、自由派以及国民党派学生与校方乃至“国府”的质疑与围剿。1973年2月，在台大学生的“民族主义论争”之后，保钓派师生陆续被抓捕，后虽得到自由，但当年哲学系研究所突然停止招生，使即将毕业的郑鸿生们只有当兵一条路；而后陆续解聘13名哲学系教师助教，是为“台大哲学系事件”。因为不想回到被清洗后的哲学系，当兵结束后，郑鸿生选择了去美国留学，为求温饱，他选了当时正热的计算机系。当时积极参与保钓与校园民主的同学多如郑鸿生，放弃了哲学，也没有从事政治。

这场哲学系事件，影响的并不仅仅是这几届学生与老师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在肃清“左翼”学生的时候，台湾的自由主义被一并抹杀。直到5年之后，台大才出现新的“反对派”的学生社团，但与前代学生的精神联系已经断裂，自由之声微弱，启蒙精神缺席，郑鸿生描述为“只能在无需知性论辩、只要诉诸狭隘的‘我族’情绪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吸取养分”。

郑鸿生搜集资料、写作《青春之歌》的时候，正是民进党夺取政权的关键时刻，他感喟从他们这群战后新生代开始，一直在造国民党的反，终于到2000年，国民党被拉下台。但夺取政权的，恰恰是在校园论战时围剿这群保钓学生的群体。

代际差异的反思

1975年郑鸿生来到美国，当时几乎没有大陆留学生，台湾留学生自称“老中”，将美国人称为“老美”。一次郑鸿生与一“老美”交谈，说到我们Chinese如何，“老美”立刻纠正：你不是Chinese，是Taiwanese。接受国民党教育的郑鸿生觉得莫名其妙：身为中国人，在他这一代是理所应当的。但身份认同的疑惑，自此在他心里埋下伏笔。

在《青春之歌》中他曾解释台大哲学系大清洗造成的思想界断层，但种种外界力量强加台湾造成的代际断裂，自1895年乙未割台时就已经开始。不同于《青春之歌》的注目自身，《寻找大范男孩》开始由此反省一代乃至数代台湾男性，通过追溯父辈祖辈的经历，寻找台湾男性的历史感如何被切断又被嫁接，在百年来改朝换代的不同现代化冲撞中，在几代人经由殖民、回归、分断、疏离种种因素的交相作用后，试图梳理当今人们心理及政治表现的形成缘由。

在解释台湾的代际差异时，郑鸿生反反复复回到1963年他家的餐桌之争。是年10月，中国大陆一个机械代表团访问日本，一成员凌晨脱团，最终被日本政府送回大陆。当时台湾报纸连续报道，抗议日本的行为，初中生郑鸿生也在家中餐桌上大加抨击。郑鸿生的父亲却为日本政府辩解了几句其为难之处，遭到了郑鸿生更理直气壮的反击，父亲当时无话可说，只得吃饭。

那个无言的父亲反复出现在郑鸿生的回忆里。很多年后，他终于有能力反思这样的代际差异：父亲出生在1910年代，接受的是日本殖民的现代化教育。一方面心理上有为“清国奴”之耻，另一方面，日本给台湾带来的现代文明与效率，确实令这一代台湾人认同。而当1945年国民党登岸时，当时的台湾人看到的是“落后”：军纪不良，军容破落，衣衫不整，身上还背着做饭的大锅。

生在保守的台南，郑鸿生从小就听过“水龙头”的故事：国民党军队看到台湾的水龙头竟然能出水，感觉非常神奇，于是找来往墙上一塞，还疑惑为什么没有水。多年之后，这个段子已成为老哏，成为民进党每次选举羞辱对手的方式。而在郑鸿生看来，当它还作为一个街谈巷议的笑话时，正是接受日本文明的父辈在“国府”统治下失语失势后，采取的民间对抗方式。

这种失语，并不是象征层面上。郑鸿生的父亲接受教育习得的“官方语言”是日文，家中“方言”是闽南语，尽管光复后自学了白话文，但能力仅止于日常交流，平时的思考、阅读语言仍是日语。当儿子振振有词将习得的大道理以“国语”表述时，上一世代的父亲确实无“言”以对。

但如同历史的怪圈，郑鸿生想到，更早之前，他的祖父辈面对父亲辈也曾出现失语。他的祖父辈接受的是汉文私塾教育，与日常的闽南语不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是一套更为古雅的闽南语，可以以此思考、论述、书写、阅读文言文经典。而这种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语言，令他们始终心怀彼岸大陆，即便处在被割让的境地，当时的台湾青年也还是为辛亥革命成功鼓呼，甚至在袁世凯篡帝时，台湾医学院的精英学子们，推举了两名学生偷偷前往北京企图刺杀袁世凯。

以这样的对照，郑鸿生的《寻找大范男孩》，与其说是寻找，不如说是在历史脉络中爬梳台湾社会的“大范男孩”是如何失去的，以至于成了今日的“欠缺”和“萎缩”。“对父祖辈生命历程的理解，有助于如今不再无言的我们这一辈战后新生代台湾男性的自我理解，包括我们种种看似可笑可议的政治与社会行为。”

未被意识形态收编的庶民传统

回到郑鸿生家1963年的餐桌，不管男性饭桌话题的潮流如何变化，唯有一种声音不变：母亲加菜添饭的嘱咐。

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教育对台湾精英阶层的影响中，能全身于外的，多半是传统女性或下层阶级。郑鸿生发现，相对祖父一代需要经历的断发、易装，祖母仍延续几千年的“男降女不降”传统，一生都作唐装打扮，其精神养料不是经典典籍，而是传统社会关系与地方民俗戏曲。

小时候，郑鸿生的祖母常带他去看歌仔戏。而在上世纪60年代黄梅调盛行之时，即便不懂国语的祖母也去看了《梁祝》，且还看懂了，因为这属于她的歌仔戏目资源。

但相对祖母毕生的三绺梳头两截穿衣，郑鸿生的母亲是台湾较早的“洋装”一代。不仅因为她身为洋裁师傅的职业需求，更是因为在现代风气下，服装成为新一代妇女个性解放的要求象征。

如同郑鸿生的其他几部作品都具有的多层面向，《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作为一部庶民史，是一个儿子对母亲从上世纪30年代起进洋裁工厂，专程赴日学习洋裁技术，而后开设培训学校的一甲子岁月的回顾，但在另一个层面，也由这个颇带性别身份的行业，反映了那些年台湾女性职业状况、身份地位的变化，甚或折射了其与台湾纺织业、成衣业及大经济环境的关系。

相比精英男性，如郑鸿生母亲这样的台湾女性，其身份感更多并不是来自于学校教育。郑鸿生的母亲之所以学洋装裁缝，就是因为日本妇女杂志上常常有制作纸样，而那类杂志提供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的美学，令郑鸿生母亲所心悦诚服地接受。

日据时期的台南，女性可以着传统唐装，新式洋装也渐渐流行，但惟独不允许的，是与“对岸”有联系的服装。当时也有一部分台湾男性因为无法忍受日据环境而投奔大陆，带回台湾的不仅是抗日情势，也有流行时尚。郑鸿生母亲据此自行裁制了上海流行的新式旗袍，但穿上街被日本宪兵看到，呵斥其为“清国奴”。直到国民党登台后，旗袍才因为军官太太们的推广而风行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表示，在郑鸿生这三本以生活细节串联起台湾人的身份认同的作品中，她最喜欢的就是《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在遭遇了文化共同体内外冲击、表层发生断裂后，是女性的庶民传统保持了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收编，最有效地表达自身经验。”

孙歌认为，郑鸿生这三本书，体现了他哲学系出身的天分：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之外，藏有他的分析与思考，而又因为三本书各有侧重、层层递进，形成了一个互补、立体的有机结构：“最可贵的，是郑鸿生一直没有脱离自己的经验讨论台湾的身份认同这一话题，保持了对这个问题复杂性丰富性的完整呈现。”

郑鸿生说他曾读到当时一位抗日领导者林献堂的资料：1907年林献堂到日本旅游，听说梁启超当时在神户，就从东京一路寻找过去，经过几番周折，在奈良一座旅馆中遇到了梁启超。林献堂向这位偶像求教台湾前途问题，梁答曰：30年内祖国没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

“现在看来他实在太乐观了，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还在面对这个问题。”在这三本书三联版出版的座谈会上，郑鸿生以此作结。

基于身份认同开始代际反思

东方早报：你似乎比较重视历史梳理，回顾了自己的年轻岁月，也还原了父辈、祖辈的一些经验，有没有考虑接着写下一代人的状况与处境？

郑鸿生：下一代人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写吧。我觉得我对下一代的了解不够，虽然有接触，但是不够丰富。台湾的新世代有很大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以后，李登辉与陈水扁相继执政，无论是当时教科书的修订，还是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都造成了年轻人很普遍的转变。我在文章里有一定的反映，但毕竟是我的观察，他们面对的真正的新问题、新想法，还是应该他们自己来总结。

东方早报：你反复提及1963年你家的那次饭桌争论，很好奇你当时的理直气壮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或者说你的代际反思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郑鸿生：我一直还蛮理直气壮的，但当时父亲的沉默让我有一种一剑刺空的感觉，所以这个场景记得很清楚。反省要很久之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我开始对世代差异进行反思时才开始。我觉得跟下一代没关系，主要是因为台湾社会的政治变化，作为最初受到国民党民族精神教育的一代，我一直对于自己是中国人没什么怀疑，但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你发现身边的人一个一个都说自己是台湾人，你就会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这当然跟1970年代有关：1971年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1975年党外运动，台湾在空了10多年后出了一本政治性刊物《台湾争论》，1978年中美建交。“台独”势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兴起的，到（上世纪）80年代就成潮流了。

东方早报：你感觉当时观察到的台湾状况，有一些情况也在今天的大陆发生吗？

郑鸿生：大陆有跟台湾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自主性。从19世纪末维新开始，知识分子就一直在自己找一条路，20世纪就是体现了很强的自己寻求道路的动力，到今天这个动力也还存在，共产革命也是其中一环，虽然走得颠簸不平，但还是体现了中国人的自主性。

东方早报：你在三联版的序言中，对大陆的自主性表示了忧虑。

郑鸿生：台湾从1895年乙未割台就被迫走了另一条路，它的现代化是日本盖上来的。而大陆的路虽然很颠簸，却一直是自己寻找。但我到今天，看到一些现象上，大陆学西方学美国比台湾还快，台湾可能要10多年时间，大陆几年就完成了。改革开放30年的效率之高，转变太剧烈了。在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大陆不管走得是对是错，但自主性很高，改革开放后，尤其学西方、学美国那种热忱、拥抱、崇拜、信仰，真让我吓了一跳。但我还是觉得中国没法变成美国，美国要享受那么多世界资源，如果13亿人口也人人要享受，世界就完蛋了。

东方早报：《青春之歌》里写到当时在大学里一起搞“左翼”运动的同学，基本都没有从事政治的。你也提到过很多人年轻时坚定地信这个那个主义，后来很容易否定掉，信其他的，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郑鸿生：年轻时很多人跟着主流走，比如国民党民族精神教育下，有朋友就是坚定的爱国分子，我们还会因为对“蒋总统”的不同观点吵架。后来他突然就变成自由主义者，再后来又成了激进“台独”，是有这样跟着主流走的人的。文学性的说法是失去自我，但我觉得可能并不是失去，而是年轻时自我还没有完全形成，所以容易相信、拥抱、尝试很多东西。而他们不笃定的时候，容易对过去做过的事情否定、遗忘、压抑。而我对于做过的、活过的并不轻易否定，即便错了，那也是我的一份，用现成的话，可能叫做接受自我。比如我在《青春之歌》里，还写了很多我当年的糗事。我感觉这跟政治理论无关，跟人的修为有关，成年人的修炼不在于外在的主义或者政治理念，而是自我完成。

东方早报：是否可以理解你并不依赖单一的理论，试图加以综合？

郑鸿生：不能这么说。人是非常复杂的，很难在后面加一个ism就概括了。我在台湾和大陆，没有看到一个号称自由派的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是观念上、发言上，而是作为一个人的自由主义者。很多自由派的行为处世传统得很乃至乡愿得很。像罗素可以说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而在大陆、台湾的土壤中，自由主义变成了他们理念上的东西，像是一种政治主张，而不是作为一个人（的方式）。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一样，并不简单。如果要对我自己有什么界定，那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实证论的、不可知论的，也只能说是“比较”，因为毕竟是用西方理论在描写各种思辨、行为模式。

另一种历史叙事的“企图心”

东方早报：你对美国式道路的反思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郑鸿生：其实我对美国的认识也分了好几个阶段，不是一朝醒来突然领悟的。1960年代“反共亲美”的框架下，美国文化渐渐进入台湾，美国式的现代化当时在台湾青年中带有光环。但上世纪60年代更是一个反叛的年代，我们接触了全世界的60年代青年运动，包括政治上反越战、民权运动、反激进体制，也有文化上的摇滚乐、嬉皮，乃至嗑药等等。当时引起对美国这个国家角色怀疑的，是反越战。之前我们这代青年在殷海光、李敖的影响下，大家都相信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东西。像我受到的第一次启蒙是国民党的民族精神教育，第二次就是个人主义思潮。但越战让我去想，为什么这个民主世界的领导国家会去把另一个国家炸成焦土？而保钓是更重大的事件，我们大学生当时找了很多资料，证明钓鱼岛就是中国的，但是美国只是因为日本是它在东亚的冷战基地，就要把它移交给日本。对我们来说很震撼，为什么一个民主国家会做出这样帝国主义的事？通过黑人民权运动又发现它内部有这么严重的种族不平等。那个时候开始怀疑，去找很多书来读，包括对中国的重新认识也是那阶段。

东方早报：去留学的时候也没有带着对资本主义黄金国家的幻梦吗？

郑鸿生：我只是觉得应该去帝国的核心见识一下。当时并没有其他更多选择，台湾那时候已经很闷，呆不下去了，是走一步看一步的现实考虑。去了之后觉得美国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第一站我到底特律。最近新闻报道底特律破产，我一点也不奇怪，上世纪70年代中期它就已经体现了衰败。那时候日本车已经进入美国市场，美国的汽车工业走下坡路，底特律市内很多店都已经用三夹板钉起来了，乃至变成贫民区、黑人区。后来我去了加州、旧金山湾区、硅谷……和底特律完全不同，感觉就是中产阶级的幸福天堂，也知道了美国的复杂。

东方早报：你这三本书有很多读法，可以当文学作品、个人史、家族史来读，也可以当思想史来读，你对它们最初的预设在哪？

郑鸿生：写《青春之歌》的动力就是“算一笔老账”，并不是针对个人的，而是对于那个时代。我对台湾历史、大陆历史、两岸关系这一二十年的关切，想把这一段历史重新述说一下，这是一种内在关切，是它自己要出来。而《寻找大范男孩》和《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写庶民史。一方面是为了纪念母亲父亲，另一方面，也希望用它们来呈现出一个时代。这里是有我的“企图心”：一些以前没有被叙说过的历史，到了可以被叙说的时间。李登辉掌权、民进党壮大之后，台湾的主流历史解释趋向于把国民党认为是外来政权，认为“过去的历史都只是外来政权压迫台湾的历史”，或者很不成比例地提高日据时代日本殖民统治的优越性。而我希望帮助我父亲这代人讲话，讲出那个动乱的时代，而这也是可以与《青春之歌》联系起来的。不敢说是还原、呈现历史，只能说是设法趋近。

因为我不是学院中人，所以我采用历史性的描述，用讲故事的方式；但我又受过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也有一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所以加入了我的分析与思考。《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入围了“台湾文学奖”，《寻找大范男孩》获得今年金鼎奖最佳文学图书奖，我其实有点受宠若惊。对于文学奖，我觉得可能有另一重意义，就是文学的解释扩大了，像是回到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概念，而不是狭义的讲求文章结构、用词之类的“文学”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