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30日，按照此前达成的协议，美军将从伊拉克全面撤离。

23年前，美国以战争之名强行打开伊拉克的大门；此后，从占领、扶植新政权，到反恐、驻军与军事援助，美国始终深度介入这个国家的政治与安全进程。如今军队将撤，但战争留下的制度遗产、宗派裂痕与安全困局却远未随之退场。

美军此次撤离，究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收缩，还是又一次“撤而不离”？失去美国军事存在这一变量后，伊拉克能否重建国家能力，中东力量格局又将如何重组？

围绕美军撤离及其政治遗产、伊拉克未来走向和地区格局变化，观察者网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隆展开了一场对话。

【对话/观察者网 李泠】

·美国留下的政治遗产

观察者网：2003年您曾撰文指出，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是一场“未经联合国授权的侵略战争”。23年后的今天，美军以“完成打击IS任务”为由最终撤出。您如何评价这20多年来美国军事存在的整体性质？

丁隆：随着撤军进程不断推进，美军的角色从侵略者和占领军，逐渐转变为承担顾问、情报、训练等辅助性任务。这种存在对伊拉克已无多大意义，反而损害其主权；而寥寥驻军对美国而言，意义也不大。

更重要的是，伊拉克国内反美情绪高涨，美军基地频繁成为民兵武装的袭击目标。在美伊冲突的大背景下，美军非但无助于伊拉克稳定，反而成了“动荡之源”——只要美军不全撤，伊拉克就稳不下来。因此，这次撤军既是美国“始乱终弃”，也是“战略止损”。

这是2003年6月18日，美军士兵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美英联军临时总部门前持枪面对数百名示威的伊拉克人。 新华社

观察者网：美国曾于2011年宣布从伊拉克撤军，但结果是“撤而不离”；2014年因“伊斯兰国”（ISIS）崛起又再度增兵。这一次，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明确强调9月30日是“最终且不可谈判”的期限。您认为这次撤军与以往有何本质不同？伊拉克方面这次为何能如此强硬地摊牌？

丁隆：2011年的“撤而不离”和2014年借ISIS卷土重来，去留都由美国自主决定。但这一次，伊拉克根据与美国签署的协议，将9月30日定为美军最终撤离期限，则体现了伊方的决心。

扎伊迪政府认为，美国在伊拉克的角色应转向能源和经贸合作，继续驻军对双方都无益。同时，伊拉克政府也想借此消除民兵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为民兵缴械创造条件。

观察者网：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战争推翻了萨达姆，西式民主毁了伊拉克”。您指出，美国推行的按教派、民族人口比例分配权力的“马赛克式民主”，将族群分裂制度化、永久化。如今美军撤出，但这套政治框架仍在运转。

您认为这套“美式民主”制度是否已经内化为伊拉克的政治基因，还是说撤军后可能出现根本性调整？

丁隆：伊拉克本就是殖民主义者划线拼凑出的“人造国家”，萨达姆时代靠强人暴力暂时压制了教派和民族矛盾。2003年后，美国把“配额制民主”写入宪法，把前现代的教派、民族认同上升为权力分配规则，这实质上是以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美军撤与不撤，与伊拉克民主的成败关系不大。

伊拉克民主的近忧在于民兵武装能否顺利收编、实现军队国家化；远虑则在于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能否走上正途。

这是2003年4月，在巴格达市中心，一名美军士兵站在被拉倒的萨达姆塑像前。新华社发

观察者网：您还分析过美国的两项关键政策——“分权制民主”和“去复兴党化”——如何改变了伊拉克的政治传统。其中“去复兴党化”导致国家治理能力崩溃和社会失序。23年后的今天，您认为这两项政策对伊拉克国家构建造成的伤害是否已经不可逆？

丁隆：“去复兴党化”以清除前政权遗毒为名，实质上解体了国家机器——行政经验和技术官僚体系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安全真空迅速被宗派民兵与极端势力填充。社会信任由此退化为对宗派和民兵网络的生存依附，这种格局一旦形成便难以扭转。二十多年过去，国家机构虽然在形式上恢复完备，但内核已被宗派分权制和庇护主义深度侵蚀。政治宗派化贻害无穷，却也难以回头、开出新路。

“分权制民主”则是以族群教派身份为前提进行权力分配，将族群认同固化、制度化、权力化。政治生活围绕宗派展开，公民权让位于族群认同，国家领土完整依赖外部而非内部力量。库尔德自治、逊尼派边缘化、什叶派民兵割据，均已固化为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的格局。

这种伤害并非绝对不可逆，但已沉淀为权力格局和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要实现逆转，需要形成超越宗派的政治精英集团、在军队国家化基础上重构权力，并重写打破宗派庇护网络的社会契约，而这些条件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出现。伊拉克或许能维持脆弱的形式统一，但2003年的政治转向已几乎扼杀了其自我疗愈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