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对俄罗斯制裁收效甚微之后，美国又开始威胁对与俄罗斯有贸易往来的第三方国家及企业实施“二级制裁”，标志着对俄经济施压进入新阶段。这种极具域外效力的制裁将迫使全球更多企业“选边站”，显著加剧国际经贸活动的政治风险，深刻冲击国际贸易格局和政治格局。

但出乎意料的是，印度等国这次并没有屈服，也显示了美国基于市场规模、技术优势和全球交易网络的制裁与经济战能力，受到了挑战。

本文节选自《制裁与经济战》，结合后冷战时代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美国利用聪明制裁和次级制裁展现美国霸权的历史，深度分析了美国如何利用现代金融经贸网络实施制裁“顶点打击”，以及其副作用。

【文/ 翟东升】

针对个体的聪明制裁

早在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便遭到了西方国家的金融制裁。美国和欧盟在2014年3月宣布对被指控破坏民主、挪用乌克兰财产、侵犯人权的俄罗斯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这些措施包括签证禁令和资产冻结。随后，美国和欧盟逐步扩大了对负责克里米亚政策的俄罗斯官员和在克里米亚经营的俄罗斯企业的制裁。

在这轮对俄制裁中，一个新颖之处是美国制裁了普京的四个亲信，包括科瓦尔丘克、罗滕贝格兄弟和蒂姆琴科。欧盟制裁了科瓦尔丘克和阿尔卡季·罗滕贝格，以及普京的第五个亲信沙马洛夫。这些制裁旨在从经济上孤立克里米亚，惩罚所谓的“肇事者”，并阻止俄罗斯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科瓦利丘克被西方媒体称为“普京的私人银行家”

显然，这些精准的金融制裁基于西方的一种观念和思维方式，即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由少数寡头操控的“盗贼政权”（kleptocracy），通过制裁普京的朋友、亲信和俄罗斯寡头可以影响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对俄罗斯寡头的制裁体现了西方制裁政策的转变，即从类似于对伊拉克的综合制裁——这种制裁相当于经济上的地毯式轰炸——转向更为精确的“聪明制裁”（smart sanctions），这可以类比于经济国家主义中的精确制导武器。所谓聪明制裁，也称为定向制裁（targeted sanctions）或选择性制裁（selective sanctions），是针对特定个人（尤其是统治精英）、实体或交易的制裁措施。

尽管传统的综合制裁曾是首选的制裁手段，但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聪明制裁已成为决策者更为青睐的经济强制工具。聪明制裁通常包括资产冻结、金融制裁、拒绝奢侈品销售、产业制裁（如武器禁运和对军民两用技术的限制）以及旅行限制等。

由于聪明制裁将伤害从普通民众转移到目标国的领导层，因此相较于经常引发人道主义灾难的全面制裁，聪明制裁更容易获得发起国公众舆论的支持。聪明制裁还能对制裁目标的名誉造成打击，捕风捉影的流言对政治人物的伤害有时远甚于经济损失。

要实施聪明制裁，发起国需要精准地定位目标国领导人的资产，确保目标国领导人没有获取财富的其他手段。当然，为了确保聪明制裁的有效性，被制裁的精英阶层必须具备影响决策者的能力（例如通过宫廷政变），或者能够成为改变国家基本路线或政权的主导力量（如群众起义）。

此外，他们必须存在值得利用的软肋，例如私人对外投资、海外房产、在海外的亲属等，不然无法迫使他们采取制裁方期望的政治行动。例如，米尔科·德拉卡等人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有关联的伊朗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聚焦于打击伊方政治精英的商业利益是提高制裁成功率的一个有效手段。

聪明制裁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个战略平衡点，使他们能在全面制裁和无所作为之间找到折中方案，便于权衡制裁的“政治功效”与“道德后果”。在这方面，聪明制裁的一个显著优点是符合国际法中的比例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缓解了广泛性综合制裁对无辜平民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和第三方造成的连带伤害。

为了保护无辜民众的利益，考虑到制裁可能引发的人道主义问题，许多当代制裁方案包含了联合国所称的“人道主义豁免”（humanitarian exceptions）。这种机制允许食品、药品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被制裁国，并允许为满足人道主义需求所必需的经济活动继续进行。

萨达姆时代，联合国推出过“石油换食品计划”

在人道主义豁免的基础上，为了充分考虑第三方的利益，部分制裁发起方的政策还包括了“外交豁免”（diplomatic exceptions）。这种豁免在实践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被制裁国邻国和贸易伙伴所遭受的负面溢出效应提供补偿，例如埃及和土耳其因伊拉克被制裁而获得部分赔偿；二是允许与被制裁国高度相互依赖的国家逐步减少与被制裁国的经贸往来，而不是立即断绝，这有助于国际社会形成对制裁的共识。

例如，奥巴马政府在制裁伊朗时，同意给予欧盟（主要是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中国、印度、日本、土耳其和韩国等大量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大幅减量豁免”（significant reduction exceptions，SRE）。根据SRE豁免，这些经济体可以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并逐步调整石油进口结构，但条件是它们每180天就要将从伊朗进口的石油数量减少约20%。

聪明制裁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它在推进政策目标的同时避免了双边关系的全面对抗，允许双方在其他议题领域保持合作。

定向的聪明制裁与传统的贸易和投资制裁相比，其效果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虽然聪明制裁在理论上被认为是更加精准和高效的手段，但由于在现有的主要数据库中这类制裁案例未获得充分关注和重视，对定向制裁的实证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

因此，学界尚未形成一个关于定向制裁相对有效性的统一观点，目前也缺乏确凿的证据来表明定向制裁比传统制裁更有效。德雷兹纳曾指出，“聪明制裁只是有时候聪明”，而海涅埃里森也认为，尽管定向制裁在人权保护方面表现较好，但从效果角度来看，并不一定比传统制裁有效。

然而，在金融制裁领域，情况可能有所不同。陶士贵强调，非对称的货币权力和国际金融规则制定权是美国金融制裁的两大优势。考虑到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美元在国际收支中的世界货币地位，目标国及其潜在的第三方合作伙伴在突破金融制裁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能不愿与被制裁的金融实体进行接触，以避免违反制裁规定而产生的声誉成本和面临美国政府的重大处罚。

在某些方面，聪明制裁甚至可能会起到反作用，被精准制裁反而成为忠诚的“勋章”或对能力的“肯定”。总的来说，聪明制裁，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可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制裁手段，但是其真实效果和影响范围仍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