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邓铂鋆】

在过去的一年里，从年初的“小红书对账”到年末的“斩杀线”热议，社交媒体上的一系列真实分享，悄然撕开了某些发达国家医疗体系“华美外衣”下的内里。

透过这些分享，西方部分国家医疗服务“华而不实、费而不惠”的本质愈发清晰：免费公益医疗动辄数年的漫长等候令人望而却步，舒适的高端医疗则可能让普通家庭瞬间陷入破产困境；而美国医疗体系更显尴尬，几乎兼顾了两者的弊端。

在为我国医疗体系优势感到自豪的同时，2026年初，不少网友产生了担忧：

随着我国对多国实施免签入境政策，公立医疗的显著优势会不会吸引大量外国人入境“抢专家号”？让本国百姓享有的社会福利，岂不是变相惠及了对国家毫无贡献的境外人士？

借此机会，笔者聊聊外国人在华就医的真实情况，以及中国医疗行业能否在国际医疗服务市场中找准定位、分得一杯羹。

一位海外博主发视频讲述在中国就医体验

国民待遇与特需服务：不存在“福利被分羹”

依据人道主义原则及WTO相关规则，我国医疗机构接诊外国人始终遵循公平、规范、透明的核心原则，在收费上实行境内外基本医疗统一标准，同时通过特需医疗总量管控、多语言服务保障及全流程规范管理，平衡公益属性与多元需求。

早在1998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卫生部、外交部关于取消对境内外患者实行两种医疗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就明确规定，我国基本医疗服务对境内外患者实施统一定价。考虑到部分外籍人士的生活水平差异，政策允许医疗机构依规提供特需服务，并实行市场调节价，但国家及地方层面均对公立医院特需医疗划定了严格红线。

为防止特需医疗挤占基本医疗资源，政策明确要求公立医院特需诊疗服务量（含床位数）不得超过全院总量的10%，且涉外行医场所需相对独立。特需医疗的运营成本远高于普通医疗：不仅要提供更优质的就诊环境，还需配备专业涉外语言服务、出具外文医疗文书及财务票据、对接境外保险公司等。因此，特需医疗的定价通常是基本医疗服务的数倍，且不纳入社保报销范围。

从分布来看，涉外特需医疗并非全国普及，仅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以及少数外籍人士较多的经济发达城市、口岸城市、旅游城市；绝大多数城市的公立医院并未开设相关服务。而在涉外医疗集中的一线城市，就诊外籍人士多为长期在华就业、求学人员，其中不少人已依法参加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不存在入境就是为了“蹭福利”、“沾便宜”的情况。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群体以青壮年为主，医疗需求本身相对较低。

有趣的是，国内多数公立医院的涉外特需服务，实则呈现“出口转内销”的特点，核心服务对象仍是有高端需求的国内患者，本质上是通过市场化定价实现“付费优先”。这一模式如何平衡效率与诊疗公平，仍需辩证看待，但至少从现实来看，外国人并未对我国普通民众的基本医疗资源构成挤压。

我国有关部门高瞻远瞩、防微杜渐，早在2006年就对外国人来华接受器官移植这一敏感问题“一刀切”禁止——当时几家极有声望的公立医院热心于帮外国人移植器官，并视作医院技术实力的象征。

国际医疗竞争：告别“价格战”，我国优势不在低成本

纵观全球跨境医疗服务市场，主要存在三类竞争模式：

第一类是技术引领型，凭借“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顶尖医疗技术，作为“富人的天堂”成为高收入群体的就医首选，以美国为典型；

第二类是营销驱动型，医疗技术有一定实力，但依托强势营销放大优势，主打高端定位，“一衣带水”的邻居是代表；

第三类是性价比导向型，作为发展中国家，集中全国精锐医疗力量，借助汇率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服务于发达国家缺乏充分医疗保障的居民。

在亚洲，印度、泰国、菲律宾长期占据性价比导向型市场的主导地位。印度凭借仿制药优势和器官移植领域的独特优势站稳脚跟；泰国则融合优质旅游资源，打造“医疗+度假”的特色模式；菲律宾因殖民历史，兼具英语背景与美式医疗教育，内科水平扎实。这三个国家的人均GDP介于3000至8000美元之间，较低的医务人员薪酬水平形成了显著的“牛马红利”，再加上部分国家的殖民地历史，擅长为西方宾客提供高水准“情绪价值”的服务，使其在性价比赛道上优势明显。

但是，我国已进入了告别低成本竞争的阶段。当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2万美元，站在世界银行划定“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上。经济地位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必然带动劳动力价格上涨和知识分子待遇的提升。医疗行业作为技术密集型领域，脑力劳动与技术服务的价格早已不适合用“廉价”定义。

从具体报价来看，印度某涉外医院的心脏搭桥手术报价约1.05万美元，与笔者居住地的三甲医院相当，甚至比我国一线城市头部医院同类手术费用低数千美元，这意味着我国在“价格战”中已无优势，甚至可能被逐步赶超。

医生为患者进行冠脉支架植入手术资料图：新华网

公立医院的瓶颈：国际商保认证缺失，合规门槛待突破

更关键的是，性价比导向型市场的核心客群，是那些医保保障不足、无法足额报销医疗费用，或难以忍受本国免费医疗漫长等候的发达国家居民，这类群体并非高收入阶层。37%的美国成年居民拿不出400美元应急，显然无力承担越洋就医的交通、住宿成本，更不在此列。因此，这些“两头不靠”的外籍人士跨境就医，他们的核心支付支撑其实是国际商业保险。能否对接国际商保体系，成为我国医疗机构进军全球市场的关键门槛。

国际医疗商业保险认证体系复杂，主要包括三类核心认证：医院端国际评审认证（考察临床质量与安全）、保险机构自身管理体系认证（保障服务合规与数据安全）、支付与服务对接认证（确保直付流程顺畅）。其中，医院端评审认证是核心准入条件，国际主流机构包括JCI（美国医疗机构联合委员会）、保柏（Bupa，国际商保巨头）、ACHS（澳大利亚医疗服务标准委员会）、挪威船级社（DNV）等。

2003年至2019年，国内部分公立医院为“与国际接轨”，曾斥巨资投入软硬件建设，争夺国际商保认证。但问题也随之显现：一方面，认证涉及大量临床数据出境，存在数据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国际认证费用高达数百万元，且需投入海量人力物力适配发达国家的医院运营标准，与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严重相悖。

2019年9月，国家卫健委明确禁止公立医院参与JCI等国际主流认证；至2023年初，国内最后一家公立医院主动撤销JCI认证，随后JCI正式关闭中国医院认证业务。此后，我国公立医院逐步形成以本土国际标准CIHA为核心、多元认证互补的格局。

CIHA是我国首个获国际医疗质量协会（ISQua）认证的本土评审标准，2022年通过国际认证，2024年实现首批医院获证，其融合了我国三甲评审要求与国际先进理念，认证成本仅为JCI的60%，且兼容医保支付规则，更贴合公立医院公益定位。目前，北京、香港、澳门、四川、广东、海南等6省（市）已有多家公立医院通过认证，但由于起步较晚、前期波折较多，我国通过国际商保认证的医疗机构整体数量仍较少，严重限制了公立医院参与国际医疗竞争的能力。

近年来，一些公立医院面临医保支付改革带来的经济压力，这些医院把开展特需医疗服务视作实现经营突破的途径。值得重视的是，国际商保的合规要求远高于国内社保。如果一家公立医院连国内医保的规范要求都无法满足，频繁出现诊疗不规范、费用超支导致医保拒付、罚款的情况，显然更难以应对国际商保的严苛审核。想要在国际医疗市场“发洋财”，先筑牢国内合规根基是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