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卫·罗伯逊】任何一场公共卫生危机的爆发都会伴随一波假消息的大流行，这一点令人感到十分悲哀。在上世纪80、90年代乃至新世纪之初，我们听到了关于艾滋病的各种危险的谎言，从“HIV病毒来自政府实验”到“病毒检测结果不可靠”，社会上甚至还流传着一种毫无根据的说法，认为羊奶可以治好艾滋病。所有这些不实之词其实都提高了人们做出高风险行为的几率并使情况变得更加恶化。

如今，我们又迎来了新一波假消息的大流行，不过这次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从Facebook到WhatsApp，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假消息铺天盖地，从病毒的来源到预防被病毒感染的方法，内容五花八门。我们已经在BBC的节目中驳斥了几条谣言，比如阳光、气温升高对病毒活性的影响以及喝水将起到怎样的作用。BBC的真相挖掘团队一直在就新冠病毒的各种谣言进行澄清，此外世卫组织也专门制作了一个持续更新的页面用来驳斥关于新冠病毒的各种不实之词。

英国作家大卫·罗伯逊2020年4月7日在英国广播公司网站发表评论文章：《为何聪明人也会相信新冠疫情谣言？》

有一种情况是最为糟糕的，那就是谣言本身所造成的危害。据报道，伊朗某省最近有多人死于工业酒精，因为有谣言说饮用工业酒精可以使人免于感染新冠病毒，然而在当地，因工业酒精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此外，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危害的谣言也有可能导致你产生一种虚幻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可能让你排斥官方建议，削弱你对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的信任。

“舆观调查”和《经济学人》杂志2020年3月进行的一项联合问卷调查显示，13%的美国人认为新冠病毒疫情是一个骗局，而有多达一半的美国人认为新冠病毒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你也许认为高知群体会有更强的分辨力，然而大量事实证明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也无法识别虚假信息。比如“新冠阴谋论”宣传者、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作家凯莉·布洛根（Kelly Brogan）就是一例，她甚至曾在康奈尔大学学习过精神病学。她不但否认新冠病毒的存在、对“生源说”提出质疑，而且还大肆宣扬一些伪科学的观点。

甚至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也在散播关于疫情的不实信息，他们所说的未经证实的新冠肺炎疗法可能将适得其反对社会造成更多伤害，Twitter和Facebook两个平台已将相关信息删除，这是从未有过的。不过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心理学家已经开始了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心理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找到办法遏制谣言的传播、减少愚蠢行为的发生。

信息的内在特征

谣言产生的原因也与信息自身的某些内在特征有关。在智能手机已大范围普及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每天都在大量信息的轰炸中度过，我们通常会依赖直觉来判断某一条信息是否可信。BBC曾报道称，假消息的制造者通常会使用一些简单的手段使假消息听起来更加真实可信，我们的批判性思维（例如检查信息来源的真实性）会因此失效。正如一位论文作者所指出的：“当思维过程流畅无碍，我们就不会太倾向于提出质疑”。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埃琳·纽曼（Eryn Newman）指出，当我们为一段话配上图片（即便是一张与那段话的内容稍微有一点关系的图片）时，我们在直觉上就会认为那段话更加可信。当一段有关新冠肺炎新疗法的文字被配上了一张病毒基因图片时，我们的大脑会自动生成一幅关于该疗法的图景，我们就会把这个大脑处理过程的流畅性等同于文字内容的可信性。

出于类似的原因，一些假消息一般会包括某种描述性语言或很生动的个人口吻的论述。此外，假消息的制造者还会提到一些人们熟悉的事实或人物（比如说可能提到一家有良好声誉的医疗机构），在编造的信息与我们大脑中已有的信息之间建立起联系，这样就会让谎言听起来更加可信。

其实，即便对文字进行重复（对一段文字进行简单的重复或就同一内容在不同场合进行多角度论述）也可以提高其“可信度”，因为这可以让我们对其内容更加熟悉，我们会误以为多次见到或听到的内容就是事实。因此，当我们在不同信息平台多次收到同一内容的推送时，即便此前有所质疑，我们也会信以为真。

在分享信息时我们应三思而行

上面提到的内容其实早已被信息行业人士所熟知，只不过今天发达的社交媒体大大增加了人们受骗的几率。有证据表明，许多人在下意识地分享文章，他们在分享之前甚至从未考虑文章内容的准确性。

在加拿大里贾纳大学研究假消息传播心理的研究员戈登·彭尼库克（Gordon Pennycook）邀请志愿者阅读从报纸上找到的与新冠病毒有关的一些新闻标题（其中一些是真实的，另一些则是编造的）。当被问及哪些标题曾真正出现在报纸上时，志愿者答错的比例高达25%。当被问及是否会转发所看到的假新闻时，有35%的志愿者声称会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