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卡人的英雄湾，日本人的道士塔

我是苦难/我是迷茫/我是你世世代代/等候的神迹啊/是十二道无玷圣母头上/五百年来未曾点亮的星光/——钱凯啊！

经济的“全‘西半球’化”曾有效改善了美洲人民的生活，但这种互利共赢未能稳定持续下去。美洲原住民族群在形成初步的国家、酋邦文明后，在宗教世界观上大搞二元对立，为本位利益内斗不止，阻绝商路、截杀商队、破坏人文交流与技术传播，致使西半球的文明上限停滞不前——例如，虽然他们早已涉足的阿塔卡玛沙漠中存在大量优质陨铁样本，却迟迟未能发现铁是一种不同于锡、铅的新金属，进而认识到钢铁的战略意义。

从特拉斯卡拉到钦春钱、从蒂瓦纳库到昌昌，霸权内耗严重推迟了美洲政治经济命运共同体的出现。1492年，当西班牙人带着钢铁武装和热兵器从天而降时，整个美洲都没有准备好对抗这些“海外来客”的能力。最终，美洲原生文明全被摧毁，曾不共戴天的所有部族、文明原住民，都遭受浩劫十室九空，幸存的后代成了故土家园的流浪者和边缘人。

油画：皮萨罗俘虏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

1562年12月，阿内多领主、秘鲁总督迭戈·洛佩斯·德祖尼加决定新建一座大学城，把1551年建立的圣马科斯大学搬过去，让学生远离利马上流社会的喧嚣。新城选在钱凯谷地一个当时称为“瓦科斯”（Los Huacos，显然源于印加风俗中供奉的小圣物Huaca）的地方，以自己的封号命名为“阿内多镇”，现代钱凯的历史由此开始。然而，圣马科斯大学并未真正搬迁，一直留在了利马。

时光飞逝，当人们以“钱凯”之名重提此地时，已快到1780-1781年图帕克·阿玛鲁二世大起义的时代了。

印第安人大起义以失败告终，但秘鲁和西语美洲脱离西班牙独立解放，已成为人心所向、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1820年8月，圣马丁将军率军从智利出发，经一个月航行后在利马以南的皮斯科登陆，10月29日到达利马西郊卡亚俄港，30日占领重要浅水港——安孔，随后继续向北追击保皇军，11月初到达钱凯码头。钱凯人民爆发出强烈的革命热忱，热情支持了远征军的后勤作战。为感谢他们，1821年圣马丁颁布法令成立钱凯省；1828年秘鲁政府授予钱凯“最忠诚的城镇”荣誉称号，至今还有一种以“钱凯”命名的勋章。

1879年，智利与玻利维亚（当时拥有秘鲁-智利间的海岸线）为争夺世界干极——阿塔卡玛沙漠北部太平洋海岸区域的含氮鸟粪开采利益，爆发了著名的“硝石战争”。这是一场南美迷你版的美墨战争，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智利国富兵强，将政治腐朽不堪、经济停留在种植园时代的玻利维亚打得割地求饶，连带与其结盟的秘鲁也被一顿暴打，智利海军直接压进秘鲁各海港内封锁炮击，如入无人之境。1880年9月13日，钱凯人用一艘游艇装满炸药，奇袭了智利炮舰“科瓦东加圣母”号，将其送入南纬11°34'23"、西经77°16'56"的海底。这一战果极大振奋了人心，成为秘鲁在这场败仗中少有的扬眉吐气时刻。

因硝石战争战败被割让给智利的阿塔卡玛沙漠北部 作者供图

就像昌卡大捷后印加人传说“帕查库特克把石头变成了大军”一样，此战后钱凯人传说，是七苦圣母（La Dolorosa）用浓雾覆盖海岸，遮蔽了智利炮兵的眼睛。

钱凯人世代尽忠新生的秘鲁共和国，秘鲁却限于国力，在某些方面亏欠了钱凯这个名字。

二十世纪初的秘鲁，在考古学上颇似同时期的中国——马丘比丘刚被发现，维尔卡班巴等其他高地遗迹的宁静还被群山保护着。但海岸遗迹就没这么幸运了：灯红酒绿的利马很像旧上海，而利马南北的上百里海岸线，早年大多是沙漠和荒滩，墓葬、殉葬坑和古城隐没在黄沙下，宛如若羌和敦煌。

想象一个平行世界的民国上海，红山遗址在金山卫，仰韶遗址在外高桥，马王堆在吴淞口，高昌古城在南汇嘴，莫高窟的千佛洞就矗立在碧海金沙！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以利马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圈地热潮中，今天被识别为奇穆、利马、查文等各种文化的遗迹纷纷被民间发现；与此同时到来的，是将欧、亚、非、北美全部卷入其中的空前乱世——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个动荡而失业的时代，钱凯河两岸迎来了一场盗掘前哥伦布时代文物遗产的盛宴；沙漠中、悬崖上，到处是指挥本土劳工挖坟掘墓的“印第安纳琼斯”。

秘鲁人把他们叫做“挖陶佬”（huaquero），词源显然和上文“瓦科斯”一样，源于南美西语对土著文明小陶器的统称。在这些人手中，遗迹像油田一样喷涌，古安第斯的文化瑰宝像石油般喷薄而出。

“我就是那个老挖陶佬，刚狩猎了许多文物。我拿了上面的文物，我拿了下面的文物……”

这在20世纪的秘鲁居然是正经乐队发布的流行音乐。

19世纪的上海，英国人赫德把守着海关；20世纪的钱凯，德国人乌勒执掌着国家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当然了，作为识别出奇穆、莫切和利马文化的“秘鲁考古之父”，乌勒一直没有注意到，在距首都利马咫尺之遥的钱凯地区，有一个与上述全不相同的古文化。这也不奇怪，利马周边除发现极晚的小北文明外几乎都是陶器文化，陶器是考古类型学划分型式的主要标识；然而拜挖陶佬们所赐，它们长上翅膀飞出了原有的墓葬遗迹，在走私贩子、猎奇富豪、拍卖行和异国他乡的博物馆中褪去颜色、剥落涂层，与不同地层的东西胡乱堆积在一起。由于缺乏发掘记录等原因，大量秘鲁文物至今无法确认归属和用途。

钱凯文化最终是秘鲁本土第一位说克丘亚语的考古学家——胡利奥·塞萨尔·德约，怀着对祖国的忠诚，在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中分辨出来的。这时已是1940年代，挖陶佬们随手丢弃在荒原上的黏土小雕像，已足够让一个外国垃圾佬捡成“钱凯仙人”了。

经典钱凯陶器（左）和天野认为与之相似的日本织布烧（右）

天野芳太郎，1892年生于望乡时代的日本，1928年前往委内瑞拉讨生活，二战中被逐回日本，1951年再次到南美，在秘鲁成立了一家渔业公司。据他私人博物馆的说法，由于在海岸走动时发现“沿海沙漠中到处是被盗墓者破坏的古代秘鲁文明墓地”，天野决心保护它们，于是大量购买这些文物收藏，自己也参与发掘。

天野的妻子美代子回忆说：“有一次，天野在博物馆发现某个陶罐的出土地在钱凯，所以他想自己去一趟那里。他想要那个陶罐……真的很朴素，它不像纳斯卡和莫切的陶罐那样闪闪发光、美丽无比，它是日本风格的简约，具有令人惊叹的高贵之处。”

由于认定钱凯文化“具有日本的审美意识”，天野开始专挖这一类遗迹，很快以非专业身份一跃成为秘鲁钱凯文化最知名的发掘者、已知钱凯文化纺织品的最大藏家；到后来，秘鲁官方研究钱凯文化的人都需要和他的博物馆合作，他一个人的收藏支撑东京大学开设了一整个“安第斯文明考古学”专业。

天野非专业的发掘显然对钱凯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问题是，考虑到当时秘鲁的实际国情，今人实在很难再去批评这个人。

秘鲁当时的实际国情是什么呢？

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在高度剥削性的门罗主义美洲秩序下，中央财政没有钱，地方财政没有钱，文博考古系统没有预算，海关边防系统没有可靠管控边境的技术能力和廉洁纪律。结果是，在新中国能判处死刑的罪行，反而因“不够坏”成了功绩：当时的秘鲁政府向天野颁发了勋章，感谢他挖坟后仍将文物放在秘鲁展览，没有像宾厄姆之流将马丘比丘46322件文物一扫而光，只留下一座石头空城。

秘鲁是当今美洲少数“有历史”的国家之一。美国人没有资格声称自己是卡霍基亚土墩建造者的后代，但秘鲁每个地方的人都可以自豪地宣布，灿烂辉煌的印加/奇穆/莫切/利马/查文/钱凯文化的创造者，就是自己的祖宗。

然而，如果经济不发展、国家不富强，世世代代陷在债务陷阱和帝国主义剥削关系的循环里；不要说改善人民的生活了，连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都守不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