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克里斯·米勒，翻译/鲸生】

拜登政府曾喜欢用“小院高墙”一词来形容其针对先进芯片的出口管制政策。意思是：那些高度精密的美国技术必须受到保护，但这种保护范围是有限的，不会妨碍更广泛的中美贸易往来。

然而，这种描述的准确性一直存在争议。毕竟，这些半导体在人工智能研发中处于中心地位。而如今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最新一轮针锋相对的出口管制升级，正服务于一项更广泛的、已不再试图控制影响范围的战略。欧洲已被卷入这场交火之中。

北京对稀土的最新管制措施，至少会推高其价格，导致中国以外国家的制造业竞争力下降。仅此一项，就足以令这个被认为长期面临工业产能“过剩”、将出口增长视作国力强化的国家受益。

对贸易伙伴而言更糟糕的是，稀土磁体供应可能再度面临短缺。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的出口管制导致从伊利诺伊州到印度的汽车生产线都出现延误。

奔驰、宝马等欧洲主要汽车制造商表示，安世半导体争端对整个行业构成长期挑战

而此前在稀土短缺中受影响较轻的欧洲，如今却成了供应链博弈的中心。

十月初，荷兰政府以所谓“治理存在缺陷”和“威胁欧洲技术能力”为借口，接管了总部位于荷兰、由中资控股的芯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Nexperia）。北京迅速反击，暂停了安世的海外芯片出口——这些芯片虽在欧洲生产，但绝大多数在中国东莞进行封装。

据当地媒体报道，欧洲49%的汽车制造商、86%的医疗设备企业、95%的机械工程企业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国防工业企业，均使用安世在中国封装的芯片。只要中国不同意重新开放东莞的出口芯片，整个西方制造业基础都将面临严峻的供应链挑战。

在荷兰及其他欧洲国家政府与中国开展磋商的同时，部分分析人士呼吁采取所谓“以升促谈”的策略，其中可能包括减少向中国出口芯片制造设备和航空航天零部件。

如今，北京、布鲁塞尔和华盛顿都在寻找最有效、最不对称的方式，去扰乱对方的供应链。

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难题是“认知”。众所周知，即便是制造企业本身，也很难彻底掌握自身供应链的全貌——从原材料到成品之间可能涉及数十次交易。政府掌握的信息就更少了。中国此次出台的稀土出口新规，要求跨国公司必须申请出口许可，或许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让北京能更清晰地掌握供应链情况，从而在未来实行更精准的限制措施。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找到“非对称成本”的措施。

对小国发动经济战，在政治上相对容易理解——例如，即便对朝鲜的制裁让美国蒙受同等程度的损失，也几乎不会在庞大的美国经济中掀起波澜。但对于全球前三大经济体而言，真正能起到杠杆作用的措施，只能是那些让对手的付出远高于己方承受代价的行动。

多项数据显示，中国在稀土开采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 彭博社制图

其中最关键的成本并非在经济层面，而是政治层面。中国仍然高度依赖许多海外产品，包括美元和台湾省制造的半导体。然而，如果以制裁大型中资银行等方式切断这些供应渠道，西方自身也会遭受重创。特朗普对股市极为敏感——只要贸易摩擦升级，市场就会作出负面反应。相比之下，中国股市则以国家主导的资产管理机构为主。

尽管特朗普政府曾希望让中国“依赖”美国技术，但西方的反应已经远远滞后。早在2020年4月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就已经宣布其战略是“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形成对外方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能力”。

新冠疫情原本被认为会迫使全球采购经理们从追求“即时生产”（just in time）转向“预先生产”（just in case）——即从追求效率转向注重应对供应中断时的弹性。

然而，如今当中国一点点放出稀土供应、牵制着海外制造商时，“即时制”反倒成为了北京战略的核心——这会让全球跨国企业继续离不开中国的供应链。

（原文发布在《金融时报》评论网站，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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