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程亚文】

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转变——从相互依存的地球村，转向一个多中心、多规则、多联盟的碎片化时代。

特朗普就是那个闯入房间的大象，从对盟友“背信弃义”到觊觎他国领土，从突发奇想要创建“和平委员会”到对联合国体系口诛笔伐，在在显示当今世界正面临国际秩序的崩溃。

但结束往往酝酿于开始，是开始在另外一个时段的最终表现形式。准确解读战后秩序便成为关键。对战后秩序为何建构、由谁建构、如何建构的“现场”回溯，直接关系对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作为和世界局势的认识。

国际秩序的底色是权力。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认为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四种权力的扩张推动了全球化，也是国际秩序的内在基础。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指出，现代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一直表现为资本主义和领土主权统治的权力逻辑之间恒定不变的对立，以及由当时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地通过重组世界政治-经济空间来解决它们的矛盾。

巴里·布赞（Barry Buzan）、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则提出，在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的意识形态”这三个关键要素作用下，19世纪的世界经历了一次“全球转型”（Global Transformation），以往处于离散状态的“无中心的多元世界”（polycentric world），转向了一个高度关联而又等级化的“中心-边缘”（core-periphery）全球性国际体系，西方是这一秩序的中心。

曼、阿瑞吉和布赞等人的研究，揭示了近代以来的历史结构，尤其是包含在其中的权力结构。“二战”结束后的世界，仍然是这种历史结构和权力结构的延伸。

战后秩序的建构者是“战胜国”，但并非每个“战胜国”在战后秩序建构中，都有均等的发言权。在决定战后秩序的德黑兰会议、波茨坦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组成“三巨头”，他们共同商定了包括联合国创建在内的诸多战后政治性事务。

时间拨回到1945年7月17日到1945年8月2日，还原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的波茨坦会议的场景，“三巨头”当时讨论最多的，其实是各自的应得份额即对“战利品”的瓜分，这无非就是以其他国家的受损和服从为代价。

三巨头（即艾德礼、杜鲁门和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

比如，当时中国政府的首脑虽然也曾受邀参加了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的开罗会议，但在随后的德黑兰会议上，美苏两国却背着中国达成了一项有损中国主权的协议，并在雅尔塔会议中进一步明确。战后秩序安排中的权力等级和利益优先性，由此可见一斑。

战后的国际经济和金融规则，主要是由美国和英国商定的，在美国“怀特方案”与英国“凯恩斯方案”的讨价还价中，最终前者胜出，这体现阿瑞吉所说的“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完成了由英国到美国的转换和替代。在美英协议的基础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

当然，在战后秩序构建中，其他国家的意见，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吸纳，比如，在1944年9月底到10月上旬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出国际组织应适当考虑正义和国际法，不应该只顾及政治的便利，这条建议得到了美苏英三国的同意并被纳入《联合国宪章》。

从战后秩序的构建主体、构建过程、构建内容来看，有着共同和差别的两面。共同的一面是，在联合国范畴内，所有国家及其主权在纸面上一律平等，在一起享有和平的同时也有可能实现一定的共同发展，此即今天中国一再强调的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差别的一面是，战后秩序仍然是一种权力秩序，欧洲霸权被降维为一般性的国际权力，新的霸权国家乃是美国和苏联；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是战后游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在国际秩序中仍享有突出的权力优势，在国际体系中处在明显的中心位置。

以战后两个重要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其行长和总裁长期以来分别被美国人和欧洲人所垄断，世行行长甚至可以认为是由美国总统“任命”，这并非基于各国认可的纸面规则，而是不成文规矩。

战后秩序因此是“共同而有差别”的，包含了明规则与潜规则，显在秩序与隐秩序共存，明规则和显秩序主张平等公正共享，但潜规则和隐秩序仍在构筑中心-边缘权力关系，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它们之间存在本质性的紧张。

在战后一段时间，这种结构性的紧张并没有显现为不可调和的冲突，原因在于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所有国家都疲惫了，都有意愿寻求妥协；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当时还很弱小，也无力反抗隐秩序的权力安排；同时，边缘国家有些刚刚从殖民秩序中解脱出来，有些还在解脱过程中，它们的处境相比以往殖民秩序下的绝对等级关系和被压迫地位，还是有所改善。

追求平等公正与营造权力优势，一同被打包进了战后秩序安排中，这决定了战后秩序有内在矛盾、是“对立中的统一”，中心国家会致力于巩固和扩展权力优势，这是它们维护战后秩序的动力所在；但边缘国家不可能不去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这会弱化中心国家的权力优势。

1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指示美国退出31个联合国实体和35个非联合国组织，合计66个国际组织（资料图）

在战后秩序安排中，和平与发展都是可能的，但都有前提条件和瓶颈，只要边缘国家的实力增长没有威胁到中心国家的权力优势，后者就不必刻意阻滞前者的发展，甚至可以带动前者共同发展。这使战后秩序有其政治限度，那就是当中心国家的权力优势受到冲击时，它们会更加在意维护战后秩序中的潜规则而弱化对明规则的支持。

这也意味着对“战后秩序崩溃”，可能会有两种叙述方式：一种是边缘国家所说的中心国家不再坚持以联合国和国际法为核心而行事，另一种是中心国家所说的边缘国家不再接受战后隐秩序安排。美国以往所强调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实际上是基于它不便明言的潜规则的隐秩序。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和苏联长期针锋相对，今天人们对这一段时间的印象，往往是“冷战”、“两极对立”或“两种制度间的竞争”，却忘记了在美苏之外，还有亚非拉第三世界，它们同样能动地参与到了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进程之中。

以1955年万隆会议的“亚非合作”为标志，战后以来，边缘国家从没有停止抗争，要求优化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高其平等性和公正性。由于跨越了全球广大空间而且相互合作呈现出一定的组织形态，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彼此声援帮助，也在战后以来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中心国家的多边主义经验和传统。

近年以来，面对美国打压中国的种种行为，中国反复提出应该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但要看到，由于战后秩序在开始时刻就包含了歧异和对立，从战后秩序中派生出不同的多边主义是必然的，它们服务于不同的国家目标和政治诉求。中心国家的多边主义会致力于巩固中心－边缘秩序，边缘国家的多边主义恰恰要改造中心－边缘秩序。

美国所求是权力优势，但也要看到，在战后秩序重建时刻，美国主要应对的并不是第三世界想要“翻身解放”的压力，而是以往欧洲的殖民秩序，包括美国和苏联在内，过去都曾在欧洲所建构的中心－边缘秩序的外围，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因此两国都有意打破欧洲霸权。

以联合国和国际法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对美苏从欧洲手中拿走权力优势是有利的，只不过当美国在战后秩序中的权力优势确立、欧洲不再可能东山再起后，以联合国和国际法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中对平等公正的追求，才在相当程度上转变为美国霸权的羁绊。

时至今日，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体系中的权重显著加大，国际秩序的平等性也得以强化，国际秩序中的潜规则和隐秩序也日益难以为继，但这显然不符合美国参与构建战后秩序的“初心”。当前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意识形态，注意力已更多转移至美国自身及其周边，而对诸多国际事务则选择撤离，包括从多个国际组织中退出，无论在思想还是行为上，都表现出减少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趋向。特朗普政府的行为特征并非无迹可循，其实早就酝酿于战后秩序的构建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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