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程亚文】

1996年，英国历史社会学者哈罗德·帕金（Harold Perkin）做了一项研究，专门探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苏联的经济模式差别，尤其对美英为代表的股东资本主义与德日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做出了优劣比较。

帕金在其相关著作《第三次革命：现代世界的职业精英》（The Third Revolution: Professional Elites in the Modern World）中指出，利益相关是一个社会形成高水平信任和合作的关键，也是后工业社会持久成功与生存的秘诀。但不幸的是，社会精英们看起来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必然性，这使那些背离了利益相关者主义的国家，有可能在未来重演苏联和它的卫星国刚刚遭受的命运：社会不满、经济内爆和政治崩溃。

这些国家有哪些呢？帕金认为是刚刚“战胜”苏联、赢得了冷战胜利的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

这个说法在当时过于“离谱”，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上世纪90年代，西方世界还沉浸在苏联解体的巨大喜悦中，“苏东剧变”被认为证明了西方制度的优越性，美国成为“新罗马帝国”的舆论，一时在国际上辗转流传，当时的美国政治精英们志得意满，相信正迎来以自由、民主为一统的“历史的终结”，新保守主义也在其后不久出山，意图对全世界进行民主改造。美国怎么会是苏联呢？耸人听闻吧！

福山和他的“历史终结论”，是那个时期美国精英的代表路透社

在美国精英们构想着一个美国化世界的时候，不少对历史有了解、对现实有感觉的中国人，也在那时开始担心：当苏联这道厚实的屏风撤除后，美国会不会也对中国痛下杀手？毕竟，无论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还是种族构成、国家潜力上，美国都有充分的理由选择中国作为新的敌人。毕竟以往是因为苏联这个“共同敌人”的存在，以及中国过于弱小，才使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迎来了短暂的“蜜月期”。

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新罗马帝国”的政治精英们不相信任何人，甚至包含美国的盟友。在上世纪80年代，因为“小兄弟”联邦德国和日本在经济上表现得比美国还要亮眼，后者一度曾将这两个国家列为需要应对的“经济竞争对手”，其危险性甚至排在头号战略竞争对手苏联之后。

以至于1988年的美国总统竞选，“敲打日本”竟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美国《商业周刊》当时所作的舆论调查也表明，大多数（68%）美国人认为来自日本的经济威胁比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更加不利于美国的未来。两位美国政治学者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和梅雷迪思·勒巴德（Meredith Lebard）还郑重其事出版了一本著作，名曰《下一次美日战争》（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预言美日对亚洲西太平洋事务主导权的争夺将导致两国再次发生冲突。

不过，“日本威胁论”并没有流行多长时间，冷战结束后不久就被“中国威胁论”所取代。

1997年，另两位美国学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罗斯·芒罗（Ross H.Munro）合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一书，书中写道：“本书关于中美冲突以两个基本命题为基础：一个是中国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备尝艰辛之后，现在正担负起大国角色。第二个命题是：至少一百年来，美国在亚洲追逐的目标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支配那个地区。”

在2001年乔治·布什担任总统后，美国已对中国磨刀霍霍、展现出大幅度改变对华友好政策的倾向，只不过“幸运”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9·11”事件，打断了美国政治精英的战略安排，预定中的美中冲突得以延后。

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关系急转直下视觉中国

砍向中国的“三把斧”

以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以及随后发动中美“贸易战”为标志，由美国选定的美中冲突，终于还是到来，而且还被认为，这将会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美两个大国间关系的常态。

回首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中美合作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舆论场最近几年来的一种声音，是中国应当尽力维护中美合作大局、防止中美关系再受到破坏。这其实不言而喻，无论是中国的当政者还是民间，都不希望中美关系向坏转变，没有多少人愿意去“破坏”中美关系和以美国为敌。

但这并非中国一方的意愿所能决定，一些美国政治精英认为中国会挡住“新罗马帝国”脚步的思潮，在冷战结束之后便已产生，也早已对中国心怀忌惮。不过，直至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国内还没有对要不要、如何与中国对抗形成共识。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放任中国发展”的舆论在美国渐成大音，2015年前后，美国战略界发生了两次关于中美关系的大辩论，阻止中国复兴在美国不同政治势力间达成共识。

接下来，一切便按照写好的剧本展开。在前总统特朗普和现总统拜登任期内，全世界的人都已看到，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国家，双边关系急转直下，已剑拔弩张、势如水火。

在特朗普当政期间，美国开启全面对华战略竞争，与特朗普在政见上高度对立的现总统拜登，执政后在对华关系上萧规曹随，延续了前者的大部分对华政策，并逐步扩展了对抗范围。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指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有意愿挑战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者”，未来十年是对华战略竞争“关键的十年”。这一战略定位是前所未有的，也意味着中美关系在政策层面的结构性改变。

战略是目标、步骤、手段与方法的结合。观察最近七年来美国针对中国出台的系列政策和措施，可以看出美国以中国为战略竞争重心、以长期竞争为主要基调的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已经成型。这从2022年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的其任内首次对华政策演讲，和今年1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就美中关系发表的演讲中，就可见一斑。

布林肯和沙利文演讲的主要内容，是拜登政府当政以来如何逐步推进对华竞争战略，他们并不掩饰当前美国已将中国定位为“改变现状”的崛起国，认为虽然上届特朗普政府做出了对“中国所构成的挑战的范围和性质的认识”，但还并未形成对应的战略和工具，拜登政府则清晰制定了完整的对华战略，一度将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对抗与合作”，又“优化”修订为“投资、结盟和竞争（invest、align、compete）”，即进一步投资美国国内建设，巩固盟友体系，以及在“实力基础上”同中国展开公开竞争。

在具体步骤和手段上，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已全方位展开，沙利文概述了美国三年来的行动与成果，包括做出了《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三项“历史性的立法”，通过产业政策推动公共投资、扶植清洁能源、半导体生产等“对于未来的发展、韧性和安全来说”关键的重点产业，增强美国工业实力；对外强化美国在全球的联盟网络和伙伴关系，以及不断强化的国家安全保障政策。沙利文认为这些行动及其成果使美国展现出了“韧性和重塑能力”，这为应付中国挑战创造了强大的国内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