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切都不会悄无声息地发生。那些在1971年后坐享其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准备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在美国支离破碎的政治体系中——弗朗西斯·福山特别将其称为“否决政治”（Vetocracy）——任何重大改革都会引发那些受到威胁者的激烈反对。其中，美国国内最可能遭受重创的三个利益群体：

华尔街金融巨头与跨国公司：在宽松货币政策、自由贸易和产业外包的政策环境下，这些资本集团发展最为迅猛。即便国家和社会需要它们让步，它们也绝不会轻易放弃。它们会上演大规模游说活动，资助反对政策调整的政治候选人，甚至可能发动所谓的“资本罢工”，即资本对政策变动作出反应，通过停止投资或转移资金来迫使决策者退缩。

特朗普政府4月2日的“解放日”关税引发美国和全球股市震荡后，知名对冲基金经理比尔·阿克曼在社交媒体上罕见地发出批评 图自：彭博社

国防承包商与根深蒂固的官僚体系：这些利益集团的成功与存续都依赖于现行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它们会极力抵制威胁其既得利益的改革。以美国军工复合体为例，经过数十年的并购整合，国防承包商已形成少数几家巨头企业，导致五角大楼（代指美国国防部）日益沦为附庸。这些承包商会在其掌控的每个国会选区大肆宣扬它们的就业创造功绩。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官僚体系中的某些部门也会对重大变革持保留态度，比如改革采购流程或将成本效益置于政治庇护之上。类似的惰性还来自行政体系的其他部门，例如那些管理庞大福利项目的机构，它们担心新增工业或基建支出可能侵蚀自身预算。简而言之，华盛顿所有既得利益集团都将竭力维护自己的利益蛋糕，尤其是当这块蛋糕本身还在不断缩水时。

新自由主义阵营的学术机构与智库：出于现实考量和意识形态驱动，这些机构会将新政斥为异端。数十年来，经济学家们如同神职人员般宣称，政府对市场的任何干预往好里说是低效，往坏里说就是专制。可以想见，这些“教士”们会预言各种灾难：物价上涨、贸易战频发、创新停滞。每项关税法案通过，每笔产业补贴获批，智库报告都会哀叹经济自由的终结。但如今，随着国家实际需求与大国竞争超越意识形态趋同，学术界那支鼓吹自由放任的“合唱团”将越来越被忽视。毕竟，这些政策导致铁锈地带沦为“鬼城”，还留下了26万亿美元的净外债。

美国的这种“否决政治”带来了持续不断的摩擦。正如福山所言，美国的多重权力中心为利益集团提供了充足手段来阻挠不合其意的政策。一小撮对冲基金经理就能让全民共识的税改计划胎死腹中。一群说客甚至某位参议员（挥舞着“暂停表决”或“阻挠议事法”）都能无限期拖延工业政策法案的通过。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胜枚举。

最终结果很可能是，任何改革都难以彻底推行，除非做出让步来安抚受威胁的利益集团：关税政策可能为大型进口商开辟豁免通道；反垄断法案或被科技游说团体削弱效力；工业支出可能被挪作政治献金项目以换取选票。这正是民主体制的现实写照。

然而矛盾的是，这场拉锯战从长远来看或许能促成明智的妥协。即将到来的经济博弈虽充满变数，却也是一场自我修正的过程，这或许能让美国资本主义实现良性再平衡。当既得利益集团发起反击时，改革派必将调整策略、完善战术。我们可以预见，这场消耗战将持续跨越多届政府，双方你来我往各有胜负。但随着时间推移，某些变革终将扎根于制度之中：

约束寡头阶层：公众遏制企业过度扩张的诉求从未消退。即便华尔街放慢改革步伐，当前政治风向仍指向反对无节制垄断与金融掠夺。莉娜·可汗在拜登政府任内于联邦贸易委员会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政府似乎有意延续这一政策路线。国防科技（Defense Tech）正逐渐成为传统军工企业的竞争对手，一个新型的支持生态系统（如专业风投机构和新兴行业协会）也在同步崛起。华尔街投机者终将被新规约束。每当供应链故障、价格欺诈事件或科技审查风波等丑闻曝光，对巨头的管控声浪便会愈演愈烈。这一过程将呈迭代式发展：某一届政府可能会加强反垄断执法力度；下一届政府或许会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又或是在反对声浪平息后恢复某项被削弱的监管措施。最终形态很可能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经济体系，更接近上世纪中叶那种没有单一企业或卡特尔能掌控政策制定的常态。

重振共和治理：随着经济权力下放，政治权力亦将随之转移。更广泛的繁荣——包括更多企业、更激烈竞争和更多本土生产——将催生对体制有利的选民群体。

美国开国先贤构想的共和治理模式，本就建立在独立公民阶层（如当时的自耕农）之上，而非狭隘的贵族体系。新工业时代的美国虽无法重现杰斐逊笔下的自耕农，却能重振这一原则：让广泛分布的经济力量成为自由的基石。长此以往，这或将有助于恢复近年来向寡头政治倾斜的共和国的平衡状态。

危机催生改革：当利害关系足够重大时，改革的必要性终将超越阻碍。历史已证明：当生死存亡之际，华盛顿总能移山填海。未来政府可借助紧急权力或强制通过的国防法案，强行推行既得利益集团未能阻止的产业政策。每场危机催生的解决方案，都会留下超越危机本身的先例与制度遗产。新经济模式的框架，正逐步搭建完成。

需要明确的是，向这种新范式的转变将跨越数任总统的任期。这不会是某位领导人或某个政党的成就，而是美国政治和政治经济体系逐步调整的结果。过程中会有起起落落，或许某个中间派、建制派人士会偶尔暂停或轻微逆转某些政策。但总体方向是由结构性现实所决定的。

总而言之，冷战后的“历史终结论”已经破灭，大国重商主义正在制定新的游戏规则，而从历史来看，这正是美国擅长并志在取胜的博弈。在不确定的未来，美国终将跌跌撞撞地构建出一个更趋平衡的经济秩序。

5.一个重新排序的世界

这场变革很可能引发深刻的经济格局重组，虽然充满动荡，却也孕育着新机遇。许多曾依赖美国市场、援助和汇款的国家，如今发现自己被挡在了美国日益收紧的大门之外。与此同时，曾经涌入华尔街和硅谷的资本开始寻找新的避风港，推动硬资产与区域走廊的争夺战。美国向内收缩带来的全球性冲击将极具启示意义：既暴露脆弱的依存关系，也将催生新的联盟关系。

主要受害的将是那些经济上依赖美国消费与仁慈的国家。美国转向保护主义，推进再工业化，意味着从他国的进口量减少，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也将受限。从墨西哥到柬埔寨，许多经济体在全球化时代实质上已成为美国市场的延伸。如今它们正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以墨西哥为例，其约75%至80%的出口流向美国；而小国海地即便在经济景气时，也有近70%的出口销往美国市场。

墨西哥外交部：美国宣布自8月1日起对墨西哥输美产品征收30%的新关税是“不公平待遇”，已开始与美国进行谈判

这种过度依赖在美国市场准入便利的时代尚可容忍，但随着美国重组供应链并对外国商品加征关税，这些国家将感受到令人窒息的压力：面向美国消费者的工厂可能陷入闲置，那些曾为美国零售商缝制T恤、为硅谷组装电子产品的工人，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失去工作。美国资助的援助和汇款也是如此：从靠补贴维持稳定的约旦，到依赖汇款发展经济的中美洲，整个地区都依赖美国的财富生存。在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等国，汇款（主要来自在美务工人员）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20%。一旦美国经济下滑，或是像当前这样收紧移民政策，这些国家就可能面临财政危机。

需要明确的是，这里存在一个关键区别：像墨西哥和加拿大这样的美国邻国，很可能保留优惠准入权，并能更好地适应新的产业格局；而像柬埔寨这类更边缘的经济体，乃至一些与美国结盟却保持经济独立的欧洲国家，因缺乏这种结构性的深度嵌入，未来恐怕会愈加边缘化。

但残酷的现实是，“美国治下的和平”政策催生的经济难民（那些依赖其市场和资金的附庸国）即将尝到失去这些资源的苦果。

尽管部分经济体步履维艰，但另一些国家却在动荡中嗅到了商机。资本正在逃离美国金融体系，追逐着能提供收益与稳定性的投资机会。家族理财办公室已率先行动，随着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及其他措施开始产生实质性影响，更多机构将跟进布局。这种趋势部分源于风险管理考量：面对华盛顿新推行的经济民族主义，外国投资者和主权财富基金正寻求能够避开美国政策反复无常的避风港。坐拥充裕资金的产油国与新兴经济体，正将投资重心从美国国债和估值虚高的科技股转向发展中国家的实体项目。美国这种“向内转”的矛盾之处在于——它可能让那些曾被视作全球边缘地带的地区真正实现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