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美元帝国体系的崩溃

1971年后的体系从来就不是为持久而建，它存在的本质就是榨取资源，而这种榨取终将触及极限。这个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曾让美国得以转嫁赤字、汲取全球资源（包括资本、廉价劳动力等），如今正面临双重危机：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资助意愿日渐式微，而美国将借贷资金转化为生产力的内部能力也近乎崩溃。

简而言之，全球秩序已进入转折点，唯有通过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金融财政重组，才能避免更严重的瓦解。各国政府正逐步建立替代性的货币联盟与支付体系，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这种转变并非出于意识形态考量，而是结构性变革。美国的金融主导地位，曾被视为维系全球稳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为人容忍，如今却被视作一种胁迫手段：制裁、切断SWIFT系统、冻结外汇储备、武器化贸易政策等。曾经被标榜为仁慈霸权的金融体系，如今更多时候被视为剥削性的帝国主义行径。

最引人注目的案例当属俄罗斯。在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后，美国及其盟友以全面金融制裁作为回应：切断俄罗斯的银行与SWIFT系统的连接、冻结其央行资产、暂停技术出口，它们认为这会形成决定性的施压。然而，结果却恰恰相反：俄罗斯迅速调整策略。它将能源销往中国和印度，转向以人民币和卢比结算的贸易，并扩大国内农业和军工产能。卢布汇率一度下跌后回升，通胀飙升后又趋于稳定。西方以外的国家领导人也注意到：如果俄罗斯能挺过西方全方位的金融攻势，其他国家或许能如法炮制。

这是一个转折点。数十年来，全球经济核心存在着隐性默契：美国可凭借其货币施加影响力，这源于其他国家对该货币的普遍依赖。然而，这一平衡正发生改变。中国本就对美元敞口保持警惕，如今正加速推动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和跨境支付替代方案；金砖国家这个曾经的口头合作组织，如今正积极构建新的金融基础设施；各国央行正不动声色地增持黄金，减持美债，以实现投资多元化。

作为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坚定拥护者，高盛集团的最新动向最能说明问题。其已发出更为谨慎的信号。在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分析师指出：“近期美国债券未能对冲股票下跌风险，且美国借贷成本急剧上升，在此背景下，投资者开始为股票与债券组合寻求保护措施。在任何12个月周期内，只要股票和债券的实际回报率均为负值，那么石油或黄金中总有一个能带来正回报。”简而言之，美元和国债的传统避险吸引力正在减弱。

面对持续的通胀压力和高昂的借贷成本，投资者重新发现了实物资产的价值。次日，高盛总裁约翰·沃尔德伦在接受《政客》杂志（Politico）采访时直言：“尽管此前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关税问题上，但我认为，关注点正理所当然地发生转移——尤其是在债券市场，转向了美国的预算辩论和财政状况，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担忧。当前宏观层面的重大风险，实际上并非主要来自关税。”这番话委婉地表明，本应被视为最安全资产的美国国债，如今已不再如此。

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今年4月警告，如特朗普政府对关税问题处理不当，美国经济恐陷入比衰退更糟糕的境地 图自：美媒

这意味着去美元化已不再是边缘概念，而是现实。美国财政部长们都承认这一趋势正在发生，欧洲央行行长也明确表示“美元的主导地位”已“不再确定”。

与此同时，美国一些最亲密的盟友意识到与美国合作意味着“俯首帖耳”。以欧洲为例，2022年后，美国施压欧洲各国放弃对俄能源进口，理由是维护战略团结。毕竟，持续依赖俄罗斯能源被认为会带来严重风险，包括地缘政治动荡、价格操纵以及为俄罗斯战争提供资金支持。正如一位记者所言：“欧盟已将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占比从2021年的45%削减至2024年的19%，预计到2025年将进一步降至13%。为填补缺口，欧洲转向液化天然气（LNG），其在总进口中的占比已从20%攀升至50%。其中近半数来自美国。”

然而，这种转向带来的后果已使欧洲工业陷入危机。由于缺乏长期合同保障，液化天然气（LNG）的价格远高于管道天然气且稳定性更差。液化天然气的价格与全球现货市场挂钩，因此容易受到金融投机活动和地缘政治动荡的影响。最终导致消费者成本攀升、价格波动加剧。

能源价格飙升还带来了另一个负面影响：它们对欧洲工业基础的生存能力构成了严重威胁。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将生产转移至海外。

这种以合作粉饰的依附逻辑，正逐渐失去效力。2025年特朗普的回归，也意味着金融中立神话的破灭。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标志着自1990年代以来主导美国政策的自由贸易正统观念彻底崩塌。此举既是政治作秀，也是战略转向，其传递的信息明确：美国将不再把经济外包给全球市场。效率时代已终结，耐力时代已然开启。

这绝非什么小众意识形态实验，而是美国对数十年衰退的回应。正如朱利叶斯·克莱因在《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中指出的，1980年后美国资本主义模式掏空了自己的根基。资本与生产脱钩，供应链流向海外，利润来自资产泡沫和股票回购。实体经济（工厂、铸造厂、物流体系）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对利润和收益的追求。如今，面对外国竞争和国内停滞，美国被迫在两条路之间做出选择：要么推行痛苦的经济改革以实现最终复苏，要么接受有管控的衰退。

食利资本主义（Rentier capitalism）经济模式终究难以为继。虽然服务型经济能创造高GDP，却无法锻造坦克、涡轮机或战略韧性。唯有将私营企业活力与战略方向、产业政策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才能在多极世界中持续发展。这意味着本土化回归的必要性，包括征收关税、加强反垄断执法、实施定向补贴，以及通过政治手段逐步重建国家能力。全球化从来都不是实现国家强盛的可持续道路。

在这之下，还存在着一个更隐晦的现实：不仅是美国，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建立在一个可疑的社会契约之上。历届政府都承诺为每位公民（甚至越来越多情况下包括非公民）提供养老金和医疗保障，即便在出生率暴跌、劳动力萎缩、债务膨胀的背景下也是如此。但是这些承诺根本拿不出钱来兑现，可供支撑的劳动者数量也不足。不仅如此，现有福利国家体系中的一些机制还依赖于资产增值，而这种增长势头正在逐渐消退。

说到底，政客、经济学家乃至退休人士都心知肚明——尽管他们不愿承认：整个福利国家体系的根基，全靠持续的经济增长、资产膨胀和低利率来维系承诺不落空。因此，若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遭遇重大危机，这种幻象恐将随之崩塌。岌岌可危的不仅是美国霸权，更是后工业时代福利国家体系本身的存续根基。那些关于“韧性”与“回流”的说辞背后，实则暗藏更简单却更骇人的真相：若帝国的资产负债表瓦解，西方世界的政局稳定也将随之崩溃。

这正是雷·达里奥所预言的剧变。全球金融秩序的瓦解并非外在因素所致，而是内在机制使然。新自由主义金融化（重效率轻抗险、重流动轻持久、重利润轻主权）已达极限。美国如今意识到，这种始于尼克松时期的帝国式权宜之计，经里根经济学和大西洋新自由主义建制派制度化后，已然成为国家复兴的绊脚石。如同所有帝国秩序，这种金融体系不会被温和改革，必将经历瓦解重组与激烈博弈。

4.一个适应而非堕落的帝国

若美国想在国际社会不再愿意或无力为其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买单的情况下保持其大国地位，就必须做帝国鲜少会做的事：真正重视生产建设、推进改革，甚至直面自身的生存危机。

如果说“美国势力范围学说”描绘了美国眼中的世界版图——不再是无边无际的自由主义帝国，而是一个明确且可防御的势力范围——那么这个理论就需要一个解释其如何巩固这一地盘的图例。势力范围需要架构支撑，影响力必须由物质实力作为后盾。

这意味着要重新启用旧有的经济民族主义策略，并辅以一种新的、不那么正式的区域主义。这一新兴地缘经济战略的关键要素包括：关税与贸易壁垒、产业政策与再工业化、反垄断与国内竞争。